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39)_金庸

三九

　　池田：與《家》表現的被封建所桎梏的家庭相比，金庸先生的大家庭有比較自由的氣氛吧！

　　金庸：是，的確自由得多。但少爺與丫頭戀愛，恐怕還是不能允許的。巴金先生以「所有破壞愛的東西」為敵人，決心與封建落後的制度作戰，這個目標，他的小說是達到了的。他寫覺新的懦弱與悲劇，也表明都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當時我年紀雖小，卻也深受其感動，與他看法一致。

　　池田：《家》是一部富有深刻意義的作品，巴金先生在這部名著的結尾處，寫到離家出走，奔向正在孕育著革命的上海的覺慧，在船上望著茫茫的江水流過的光景，他這樣寫到：他的眼前是連接不斷的綠水，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它會把他載到一個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裏新的一切正在生長，那裏有一個新的運動，有廣大的群眾還有他的幾個通過信而未見面的年輕朋友。我曾就這一節請教過巴金先生，他答說：「這時所說的『水』是意味著青年，意味著未來年可能性。」他的回答教我難以忘卻。

　　金庸：他的《滅亡》與《新生》描寫革命青年的思想情感，那時我就不大懂了，只對其中一些戲劇性的情節感到興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兩個中篇：《春天裏的秋天》、《秋天裏的春天》。一部是創作，一部是翻譯，因為抒寫的是少年人的心懷和輕淡的戀情，少年人覺得自己的事，對於真誠之愛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角是極深的。

　　池田：您現在所舉出的作品，遺憾的是我太孤陋寡聞而未識其內容，我曾收到巴金先生贈送的《巴金全集》，但他的大部分作品至今還未譯為日語。

　　金庸：《寒夜》、《憩園》這類較後期的小說，情調是更國含蓄了，需要讀者有更多深入的理解。藝術性更高，但曲高和寡，欣賞的人反而少了。好像同是貝多芬的音樂，他的鋼琴小曲《為愛麗思作》輕鬆活潑，欣賞的人很多；《第八交響樂》等大型作品，思想深厚、結構沉重，瞭解不易，喜愛的人自然也少了些。

　　池田：原來如此，在《寒夜》中是以魯迅所指出的「黑暗」來對社會從根本上加以揭發的啊！軟弱、善良的男主人公哪兒也找不到出路，卻糊裏糊塗地捲進了婆媳之爭，自己也病魔纏身，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妻子雖愛著他卻含恨而去。主人公又三貧如洗匠困窘中與盲目溺愛他的老母相依為命，對著不治之病的惡化，面對絕望而無計可施，他的痛恨更因病痛使他失聲說不出話來。他想聽，想喊，但是他沒有聲音。沒有人聽得見他的話。他要求「公平」。他能夠在哪裏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憤，他必須沉默地死去。他要求「公平」——為什麼只有自己才會遭遇這機關報悲劇？是「宿命」，是「天命」。

　　這結果是善良之果呢？還是邪惡之果呢？這個發問使我想起，在飛來橫禍中身受宮刑留下恥辱印記的司馬遷所說的有名的話：「天道是耶非耶？」這種詰問也類似那個在接踵而至的災厄中掙扎不休、卻以必死的精神去不斷探索「神」的意圖的忠義之人約伯（《聖經·舊約》）的姿影一樣，實際上這種（詰問）與宗教的信念也是十分接近的吧！但是，在巴金先生而言，好的意義也好，壞的意義也好，卻看不到邁向宗教的飛躍。不如說，這是對社會矛盾的激烈揭發。巴金的文學在當時那些以革命為志，想促成社會主義在中國誕生的年四通八達中，想必廣被接受，因為這些作品為他們送去了勇氣。

　　金庸：池田先生和巴金先生初會是在1980年4月。巴金先生在1979年所寫的《隨想錄》中，有一篇文章紀念一位日本的友人中島健藏，文中提到土岐善磨、井上靖、水上勉、木村女士等幾位日本友人，關於中島健藏，巴金寫道：他喜歡酒，又有酒量！我幾次請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勸他有所節制。我的勸告不會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澆愁。當時他正在為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事業艱苦奮鬥。他接到恐嚇信，他受到歧視，他的文章找不到發表地方，書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給堵塞了，他賣掉了汽車，困苦地過著日子，他並不屈服，也不動搖。他在中日文化交流這個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心血。

　　池田：我也聽過中島先生的事，真是一個剛毅勇敢的人啊！我曾聽過一個故事，說到中島先生同當時權勢如日中天的「四人幫」之一姚文元見面的話題。對於姚文元盛氣淩人的說話和措詞，中島先生再也忍無可忍，予以痛斥。擔任口譯的人一聽嚇壞了，只好儘量把中島先生的話語譯得和緩一些。但中島先生說話時所表現出來的激烈的口氣和顏色，姚文元也覺察到了，臉色因而變得十分難看。自從有了這一幕，「四人幫」對中島先生為理事長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也開始找麻煩，而且越來越厲害。

　　金庸：中島先生生前是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巴金在文中寫：有一次我和中島閒談，他說，看來，中日友好將是他最後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沒有什麼顧慮和害怕。「我挑選了這個工作，走上這條道路，絕不後悔。」他說。於是他談起他的「新加坡經驗」來。一九四二年他當隨軍記者到過新加坡。親眼看見日本軍人毫無根據的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後來有些死者的母親拿著兒子的照片向中島先生打聽下落。他一直為這件事感到苦惱。他苦苦想著戰後日本的出路。他，這個著名的評論家和法國文學研究者，終於找到了他的主要工作——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池田：感同身受。此前我也曾說起，我曾為了日本與中國的友好交流，三十年間不斷奔走，而其出發點之一就是因為我的長兄一句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被征入伍，他從前線短期退伍返家時說過：「日本軍做得太過分了！」我的長兄後來在緬甸陣亡。與中島先生的苦惱一樣的「隱隱作痛」是留在心底深處的。然而，在姚文元一夥的挑剔和找麻煩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同仁並不曾就此意氣消沉，中島先生因此而更加奮發而為。「不想死在鮮花鋪滿的道上，唯視垂死于原野為光榮，直至瞑目之時，我將永不言退！」這是多麼漂亮的話語！簡直像那種名角扮演者在舞臺上擲地有聲的臺詞一樣，中島先生的風骨令人追思不已。周恩來總理後來聽到了這件事，曾低下頭說到：「實在是十分對不起，這都是我的責任，希望能得到原諒。」周總理雖然想糾正也沒有辦法啊，一般人絕對做到如周總理那樣的態度！

　　金庸：池田先生也為了推動中日友好而受到日本右派人士的強烈攻擊和誣衊，捏造謠言來破壞先生的名譽。但先生不為所動，仍然主張日本應為二次大戰的侵略罪行謝罪道歉，我相信這是日本人的愛國行為。只有徹底對侵略懺悔，以後才不會重蹈覆轍，從此使得國家走上光明康樂的大道，那是真正愛國者的正確目標。

　　池田：不能一言道盡，初訪中國也好，後來又訪問蘇聯也好，那些時候有各種各樣的障礙，非難中傷更是不計其數，但是那算得了什麼？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的話，那是不值一哂。誰正確，誰愚蠢？時間這面鏡子會清清楚楚地映照出來。我俯視一切，卻只走我自己的道路。

　　金庸：我這裏也插一個題外話。中國的吉林大學準備向池田先生和我頒授名譽教授的榮銜。我十分感謝他們的盛意厚愛，但因計劃以後集中精力時間，寫一兩部歷史著作的歷史小說，所以希望能婉卻一切對外的活動，以免分心。但我熱烈希望池田先生能夠接愛。池田先生表示，日本侵略中國，起始於東三省，「滿洲國」的首都設在吉林省長春，日本之損害中國，吉林省是受苦最多、時候最長的地方。

　　池田：吃過苦中苦的人，就擁有成為最幸福的人的權利。這是作為宗教者的我的信條。在日本則是沖繩的人們應有這種權利。我執筆寫《人間革命》時是從沖繩開始的，也懷著這個想法。對於吉林省的人們，也是完全持相同想法的。

　　金庸：您還繼續說道：您願意與吉林大學發生聯繫，設法對它作一些貢獻，雖不能說就此能夠「贖罪」，總之是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懺悔。我覺得這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徑，很是欽佩。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如果知道這件事，一定以有這樣一位朋友而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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