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38)_金庸

三八

　　金庸：這篇《立正安國論》，日蓮大聖人在書就之後，呈交幕府攝政北條時賴。由於他言論激烈，受到各宗派的聯合攻擊；同時幕府也對他嫉視，判以流刑，逐出鐮倉。後來獲赦返回，但環境惡劣，強敵圍攻，弟子離散，日蓮大師臨難不屈，堅持信念如故。1268年蒙古大軍東征日本，消息傳來，證明《立正安國論》果有先見之明。他繼續大聲疾呼，主張獨樹法華一宗以挽救國家安危。日蓮大師的立論雖純粹是從宗教的宗派觀點和教義出發，但其愛護國家民眾、不顧自身安危而排眾立言的愛心與勇氣與魯迅先生實有共同之處。

　　池田：說得一點也不錯。「日蓮其身遭大災，已曆二十餘年，卻從無退意。」對於惡是正面攻擊，決不妥協。其精神正與魯迅的「以筆為武器」殊途同歸。

　　金庸：不久之後，日蓮宗領導生活困苦而不滿的普通民眾及下層武士、城市工匠，對壓迫者奮起抗爭，發生所謂「法華暴動」。強調愛國主義、重視眾生平等而同情貧民的痛苦，一直是日蓮宗傳統的寶貴精神。

　　池田：這確是日蓮宗的特質。但是，對於權力的鬥爭有時就如間歇泉一般噴湧出來，說到底卻是玉碎之主義，並沒有在廣大民眾中紮根成為時代精神。以至在近現代中，曲解了大聖人的教誨的某一側面，被指為過激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原理。這一點令人感到非常遺憾。

　　金庸：我對日蓮大師及日蓮宗所知甚少，或者有不正確的地方，敬請池田先生指教。先生在《日蓮大聖人禦書全集》漢譯本的「序言」中說：「《立正安國論》是說出把戰爭這個人類的宿命由根底來轉換的方法，為了實現和平而作的一篇諫書。這裏有國際創價學會和平理念的根源。」相信是說：「如果天下多數人信奉正確的佛法，則全世界都是佛國寶土，自然不會有戰爭發生了。」這是實現世界和平的根本道路。釜底抽薪，抽去戰爭的因子，雖然任備艱巨，任重而道遠，但多走得一步，也多了一份和平的力量。

　　池田：「釜底抽薪」，說得好，我們正在努力推進的運動正是此意。以日蓮大聖人的佛法為根柢，在全球展開建立內涵的價值體系——我將之稱為「使世界公民人才輩的競賽」。如何在「世界公民」中兗實其內涵，築起精神的基盤是重要焦點。那麼，要怎樣築起這個精神的基盤呢？這裏有宗教所要承擔的任務。為了和平而合力，我想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面都是責無旁貸、很有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應當怎樣從人群中培養出多少有深度精神的人，這是最大的焦點吧！在這個意義上，宗教在構築世界和平中能夠貢獻的地方很大，我對此確信無疑，宗教一定要成為因應那個時代的要求的宗教！

　　金庸：是的，我想其中佛教的精神價值之光在今後也會大大照亮世界。對於佛教中各宗教之類教義的爭執，我向來缺乏研究，也沒有多大興趣。但是如果佛教能對世界和平、大眾幸福作出積極貢獻，我是極願盡一已微力的。

　　池田：能操流利的日語，對日本宗教十分瞭解的比利時宗教學者楊·斯恩各特曾這樣說過：在創價學會中有信仰的確信，還有作為宗教的核心。這是與歷來日本人一談起宗教就將之無所不包，馬馬虎虎的「什麼都好的宗教心」大異其趣的……日本是所謂「和」之國，但那「和」是只局限於日本的「和」。然而，創價學會所主張、實踐的「和」則是以全世界為對象的和平之「和」，我認為這是在日本宗教界中顯示非常大的變化的運動。他還認為，創價學會超越了日本歷來的宗教的框架，持有「精神之力」和具有世界性。為了不辜負金庸先生等許多朋友們的期待，我們要為此而奮鬥不懈！

　　金庸：中國近代著名的佛教領袖太虛法師，以及當代學問最好的出家人印順法師都提倡「人間佛教」，主張佛教須要入世，要為社會、人群作出貢獻。我覺得他們的主張適合時代要求。大乘佛教本來反對小乘的「獨善其身」，而提出「普度眾生」的口號。

　　池田：如果再舉出另一個「筆的鬥士」，我難忘的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先生。我有幸同巴金先生在日本與中國會見過四次。第一次見面時（1980年4月），還有作家謝冰心女士、林林先生等在座。一群女中學生歌詠隊正以可愛的歌聲歡迎客人，我陪同他們一行走過的時候，巴金先生十分高興地說：「看到年輕人的成長，真是喜不能言」，「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啊！」一副對青年充滿著慈愛的心情。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具有一樣的強烈信念。

　　金庸：對。

　　池田：當時我正是剛剛辭去創價學會會長一年之後，而我與學會正受到那些權威主義的聖職者們飛啄般的誹謗和中傷。巴金先生也剛度過「十年大災難——文化大革命。」經歷過風暴，但什麼也沒法使之動搖，什麼也不再恐懼，這個信念中裝滿著對人的無限溫情。我們因而一見如故。那次會見之時，巴金先生已屆七十六歲高齡，現在也該是健康長壽吧！

　　金庸：去年我以香港作家的身份，受邀作為嘉賓，到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體代表大會，以及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第六次全體代表大會，作協的主席是巴金先生，文聯主席是戲劇家曹禺先生。這兩位老先生的才華和人格我向來欽佩，但從未會過面，很盼望這次在北京能瞻仰風采。可惜的是，曹禺先生在大會前夕因久病逝世，而巴金先生也因高齡患病而無法出席大會。作家協會仍選舉巴金先生任主席，他答應擔任。足見他健康雖不甚佳，但精神與頭腦仍好，作為巴金先生的良友，池田先先當可告慰。

　　池田：謝謝，這樣我也放心了。那一次會見，巴金先生這樣說過：我立下了一個從七十六歲到八十歲的五年計劃。其中之一是要寫兩部長篇小說，另一件事是想寫作《創作回憶錄》，還想寫五本《隨想錄》，完成赫爾岑的回憶錄《過去與思索》的翻譯。看到他那種永不言倦，擁有巨大的創作能源的樣子，真使我感歎不已。

　　金庸：因憶我在中學之時，男女學生讀得最普遍的是兩位作家，一是巴金，二是俄國的屠格涅夫。對於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幾乎是我們唯一喜愛而敬佩的當代中國作家。魯迅先生太深刻而鋒銳、太強調嚴肅的社會主義；周作人意境沖淡而念意深遠，非我們年青人所能引起共鳴；老舍嬉皮笑臉，似乎不太認真；沈從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寫的東西，對於我們江南人似乎充滿異國情調；茅盾的革命情懷我們不大瞭解。

　　池田：您說這些感想是深有體會的，我深表理解。無論是在巴金先生或者屠格涅夫的文學中，對於那些對社會懷著義憤的青年們都有使之感動和「吸引」之處。托爾斯泰在晚年自我否定了此有的創作活動時，在他死去的床邊放著屠格涅夫的書，這曾是個有名的話題。屠格涅夫的作品想來因其易懂而較易為許多人所接受。相對於此，托爾斯仄的思想和生存方式是其他人不能仿效的，有一種徹底的精神。正如上次我們所談到的魯迅的深刻，可以洞見底部之黑暗。這對於熱情而急於改造世界的青年們來講，也許稍微有一種過重之感。我想志在第三次訪問蘇聯之後又訪問了保加利亞（1981年）時，在日本駐保國利亞大使館裏，談到屠格涅夫的《前夜》，也憶起這部描寫俄羅斯革命前夜的小說。以保加利亞青年與俄羅斯女性為主人公，以為祖國的獨立和自由而燃燒的青春之魂的摸索為中心思想，與巴金的《家》有著共通的主題。

　　金庸：那時我們是一群生活在山溫水軟、環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的幸福青年，若非經歷八年抗戰的艱苦生涯，恐怕到現在還是渾渾噩噩，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涯。巴金先生所寫的《家》、《春》、《秋》，和我們的生活、思想情感很接近，他筆底充滿溫情，所描述的愛和同情，直接觸到我們的心靈。

　　池田：其代表作《家》在日本也擁有許多讀者。

　　金庸：我出身于一個地主和銀行家的家庭，社會地位和《家》的高家差不多，不過地處江南小鎮，和高家在成都這機關報大城市不同。江南小鎮接近上海，風氣之開放比成都為早，所以家庭中的封建色彩和高家類似卻不如其濃厚強烈。我家裏也有不少丫頭，似乎沒有鳴鳳那樣美麗而伶俐之人。（我離家時十三歲，年紀太小，還沒有興趣留心丫頭的美貌與否。現在回想，好像個個相貌平平，但性格溫善，都待我很好。）讀到《家》中覺慧和鳴鳳的戀愛時，我倒也懂的。當時讀《家》，心情和讀《紅樓夢》差不多，對鳴鳳的同情，相當於對晴雯、芳官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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