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37)_金庸

三七

　　▼日蓮·巴金

　　金庸與池田以日蓮及巴金為例，暢談文學家與宗教家共通的入世與戰鬥精神：他們為崇高的人文精神而奮鬥，向一切外界的惡勢力與內心的惡宣戰，置個人安危、榮辱、生死於度外。

　　池田：上海時代的魯迅放棄了小說創作，而將大半的精力耗費在他稱之為「雜文」的評論之中。其筆鋒似「匕首與投槍」，「可以致敵於死命」。

　　金庸：這就是「以筆為武器」了。

　　池田：在日本的文學傳統中，「以筆為武器」的風氣十分淡薄。有一個罕見的例外，就是我們宗祖的日蓮大聖人。那是文學評論家加藤週一指出的。他說：作為散文家的日蓮有一種天才。在其散文中，表現出噴吐著火舌般的激烈性格和信念。論戰式的日本語的散文，早在十三世紀便有了，日蓮的若干通信文字更是其中精品。

　　金庸：非常遺憾，我不懂日文，不能誦讀日蓮大聖人著名的文字，只知道他的四大格言：「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國賊。」

　　池田：所謂鐮倉新佛教的一個特徵就是「選擇思想」。有一個基準可以遵從，即「取捨選擇」釋尊的教誨，成為體系化之情況。但那究竟以什麼為基準呢？當然有各種各樣的看法，而日蓮大聖人是沿著「三國四師」（三國即印度、中國、日本，四師為在此三國中出生，主張《法華經》所明示的「佛意」為基準來區分一切經。從經典的文字證明來看，將大聖人視為「天臺的復古主義者」的看法相當多，而「四大格言」亦是基於這宗教判別而建立的。

　　金庸：他對法華宗真理的深信，對異派異宗的猛攻、嫉惡如仇的作風，充分表現於上引四句話之中。正嘉元年（公元1257年）日本發生大地震，二年刮大風，三年出現大饑饉；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及二年大疫病流行，全國人民死亡無數。當局大為驚恐，興作種種祈禳法事，全無效驗。文應年間，日蓮大師作《立正安國論》，詳述日本本來信奉佛教法華宗，國泰民安，但後來改奉念佛的淨土宗，以及禪宗、真言宗、華嚴宗、律宗等四宗，而尊奉法華經的天臺宗反遭忽視，所以連年遭災，皆因正法沒落。邪法興盛之故。

　　池田：確如所論。我的恩師戶田城聖先生也經常說，作為歷史的決定要因，必須瞭解「遠因」和「近因」的看法。日蓮大聖人對於當時帶給生靈塗炭之苦的三災七難的所謂災害，以敏銳目光洞見其有「遠因」、「根因」。他說：「國土紛亂之時先是鬼神亂。鬼神亂故萬民亂。每當有重災，其根因則在宗教、思想的混亂之中可以見及。」

　　金庸：在《立正安國論》中，日蓮大師說：當今邪見者異見者引用荒謬解釋，將法華等真理捨棄、禁閉、擱下、拋開，「迷惑一切眾生，並將三國的聖僧、十方佛弟子全部稱為群賊，並且加以罵詈」，從近處來說，那是違背他自己引為依經的淨土三部經中所說的：「：唯除五逆誹謗正法」的誓文；從遠處來說，他是忘記了一代五時最重要的《法華經》第二鄭所說：「若人不信，譭謗此經，乃至其命終，入阿鼻獄」的誡文的人。現在已經是末代了，人們全都不是聖人，各人處於暗途，忘記了直道。沒有人開啟人們的蒙昧，真叫人悲傷！人們只追隨邪信，真叫人心痛。

　　池田：我對於您的博識極為感服。《立正安國論》是以「破折念佛」為焦點，為什麼要破折念佛呢？其理由之一，日蓮大聖人舉出其為「哀音」（《韓非子》中有「亡國之音」的故事），而「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唱名之哀音，會使人的求生意欲衰弱。既可奪去生命力，更會帶來無以名狀的哀傷之響——他當為這樣的事感到憂慮。事實上，淨土宗一心一意祈願死後極樂往生，而另一方面，卻視現實社會為「穢土」。將現世的努力錯解為次要部分，結果則使人在心中養成「逃避現實」的思想。不能忽視的是，在精神史上，日本曾受到淨土宗的大影響。那種「逃避現實」的姿態，就是所謂「隨遇而安」、「躲在大樹的庇蔭下」，造就了對強者的謅媚奉承，易於屈膝卑恭的精神風土的原流。這並非已成過去的陳年舊事，近年來日本又有所謂「和平念佛主義」的潮流出現，但是，忽視「和平是爭取得來的成果」、「沒有不斷爭取就沒有和平」的觀點，只是和平、和平的在口中念念有詞，卻無所事事，其實是一種依賴他力，一廂情願，不負責任的生活態度如此等等，也許就是所謂日本的「念佛思考」的精義所在。

　　金庸：我對此深表理解。日蓮大師根據經文，預言天災、疫病、饑饉出現之後，又必會有外敵入侵，內亂頻生的「兵革之災」，因而深深為國家多難而憂。他說：帝王以國家的基業而治理天下，人臣統領田園而維繫社會。可是，外來的賊人來侵逼這個國家，又由於自己國內的叛亂而互相掠奪領地的話，又怎會不驚恐，怎會不騷亂呢？如果國破家亡的話，又有什麼地方可以逃避呢？倘若你希望得到一生的安泰，不是必須祈禱天下的靜謐麼？

　　池田：「立正安國」可說是和平思想的精髓所在。我是將「立正安國」放在這樣的位置上：「不能立正就無法安國，同時立正即安國的成就由此完成。」如果將「立正」作為宗教的使命來看的話，則「安國」就可以放在世人的、社會使命的位置上。宗教的使命，不是僅止於宗教的層次上的，而是作為世人的、社會的使命來完成的——日蓮大聖人就是這樣主張的。

　　金庸：噢，原來如此。

　　池田：去年辭世的政治學家丸山真田先生，在分析日本佛教各宗派對政治的態度時，認為日蓮大對人的教導是以「向王法」為宗旨。丸山先生所說的「王法」，質言之就是政治體制。大聖人的教導並不回避王法，但也不是單向追隨，而是正面看待王法，還包含著有時會不惜同王法對著幹的想法。適如所知，佛教被人指摘不夠社會性，對社會現實課題欠缺積極關心的態度。在中國，這也是儒家對佛教批判時所持的論點。但是，「立正安國」的教誨則大大打破了歷來佛教概念的框架，我認為其意義甚至可說是日本歷史中罕見，在佛教三千年的歷史中也是一項突出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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