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36)_金庸

三六

　　金庸：甘地也在悲劇中倒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所有著名的文人全部遭殃。有人就問：「魯迅先生如果今天仍然生存，會不會挨批挨鬥？」這句話是在香港問的。當時參與談論的人意見一致：當然會被鬥爭清算。

　　池田：我也是這樣想的。您曾經洞若觀大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不過是一場權力鬥爭。因而，在這場鬥爭中，魯迅如果還健在的話一定也不能倖免於難，會在極「左」思潮中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但他一定不會屈服的！以人而言，魯迅具有洞穿歷史的透徹眼光，那不就是一種超越時代潮流的慧眼嗎？他似乎令人有一種在什麼地方見過的「預言家」的風貌。爾後，在大勢所趨的潮流下，他卻具有一種敢於「反潮流』』的孤做清高的風骨，一種深藏於最深之處精神性本質也就在這種令人生畏之中徽微發光。我想，他如果經歷「文化大革命」，相信其結果一定不會是幸運的。

　　金庸：是的，魯迅先生的歷史觀，也就是他的民眾觀。他認為歷史是民眾組成的，上面所概括的兩種時代，是宏觀的中國歷史，阿Q、孔乙己、祥林嫂、閏士等等典型人物，是微觀的中國歷史，正如司馬遷寫到劉邦、項羽、秦始皇等人的傳記，是另一類微觀的中國歷史。魯迅先生認為，真正的中國歷史，是由阿Q、祥林嫂、孔乙己這類人組成的，不是由秦始皇、劉邦、項羽這類人組成的，雖然如此，結果同是一治一亂的更迭。

　　池田：歷史是「英雄」創造的呢？還是民眾創造的呢？在歷史學的領域中，近來出現了比較重視民眾在歷史中扮演真正角色的傾向。

　　金庸：西方歷史學家漸漸重視經濟史、社會史，風俗史、文化史等類型，不再像從前那樣，以政治史為唯一的歷史。近年來更興起「民眾史」的著作，所謂「由下而上的歷史」，其中較早而最著名的當推英國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Thompson）的《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美國方面則是特克爾（S．Terkel）的《艱苦時代—— 「經濟大恐慌」口述史》（Hard Tim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但這些是科學性的歷史，不是魯迅先生心目中的以文學性筆調重現的真正的民眾歷史。

　　池田：然而，以令人尊敬的魯迅的寫作活動而言，從早期評論《摩羅詩力說》（1907年）以後，「寂寞」一詞就反復出現在其作品中。何謂「寂寞」——怎樣喊叫都毫無迴響之聲也。反而是在靜默中以「無底的沼澤地」為對手的那種感觸。在其生涯中，魯迅一直無法擺脫「寂寞」啊！當然，那是與虛無感和絕望感並非一碼子事。「人感到寂寞時創作，一感到乾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如其所言，那就是他創作的源泉。

　　金庸：對，要理解魯迅先生的寫作活動，「寂寞」一詞是不能欠缺的詞語。

　　池田：另外，魯迅還說到：「只有看見黑暗」。在自己的寫作中不斷地提到「寂寞」、「黑暗」，魯迅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擔憂是那樣深沉和複雜。但是，若非這種憂患，魯迅又怎麼可能榮獲「筆的戰士」的稱號。魯迅所認定的目標是那種肉眼所無法見及的「民眾靈魂」的變革，那是至今為止還沒有人能踏足的高峰。只有登上險峰的人才會明白峰頂吹過的風是怎樣的激烈。我認為，他的苦惱本身正是他鬥爭的偉大故事的證明。要成就偉大事業的人，必須一度面對那種孤獨的鍛煉吧！「寂寞」一詞，想來也寓有魯迅深深的真情。

　　金庸：您注意到魯迅先生的一篇早期文學論文《摩羅詩力說》，令我佩服先生眼光的獨到。中國研究魯迅的人很多，但論及此文的並不多見。這篇文字作於1907年，比之《阿Q正傳》早了十四年。那時魯迅先生的作品，有很多介紹歐西知識和思想，這是其中之一。「摩羅」兩字源于印度，原意為「惡魔」，亦即西方人所說的撒旦。魯迅用這個詞，來表示一種激烈的反叛的思想，對現存秩序制度奮力鬥爭的精神。撒旦是反叛天堂、反對上帝的，反對眾所公認的道德與觀念，全力發揚個性，始終不屈不撓，決不接受已定的制度和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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