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35)_金庸

三五

　　池田：讀到那些表現阿Q愚蠢的章節，讀者就會有歷歷在目。置身其境的真實感，教人掩卷長歎……這不免引起當時挺身欲圖救世的某些青年的指責，說這樣描寫阿Q只有「黑暗」的一面。然而，相反來說，這正好證明，魯迅的眼光洞穿民族精神的原質，那是非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能領悟的。因此，在裝成正人君子的偽善者、有識之士的人們之中，並沒有像魯迅那樣能夠痛加批判的人出現，也沒有如此深刻的語言。三十年前，我在倡言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之時，對我此一舉動最早予以關注的漢學家（中日現代文學研究者）竹內好先生，他曾評價魯迅的筆鋒是「對敵人不予絲毫的寬恕，如此毫不留情的人似乎沒有第二個」。與愛心表裏一體是僧恨，如果不能貫徹到底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的論調，令人感到確確實實的厲害鋒銳。

　　金庸：阿Q最後糊裏糊塗的幻想革命，又糊裏糊塗的給抓去砍了頭。典型的中國老百姓，就是這樣糊裏糊塗的過了可憐的一生。我以為阿Q的主要特徵還不是精神勝利，而是萎靡麻木、無知無識。他一生生活在黑暗之中，看不到半點亮光。魯迅先生希望他的筆是一個火種，點燃起幹千萬萬的火炬，把光明帶給幹千萬萬愚昧無知的中國農民。

　　池田：羅曼·羅蘭在談到阿Q臨刑時想呼喊「救命」卻喊不出的情景時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阿Q的那副悲慘的相貌。」呵Q的呼喊是平民的「想叫而不能叫之聲」。不能讓阿Q們醒悟的革命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必須理解阿Q那樣的平民的悲劇，否則的話，不管革命也好，政治也好，都只是權力的更迭活劇的告終。挺立於這個「無聲的中國」的民眾最深層之處，發出真實的「精神改造」的呐喊——我深信這就是魯迅日思夜想的事。

　　金庸：此後，在建立新中國的鬥爭中，這些愚昧的農民不再萎靡怕事、糊裏糊塗的在黑暗中摸索了。他們拿起了刀槍，推翻了壓在他們頭上的趙太爺與假洋鬼子。在江西、湖南、陝西、山西、河北、山東……中國廣大土地上數以億計的阿Q，都挺起身來，成為響噹噹的頂夭立地的英雄好漢，他們的身體沒有變，變了的是他們的頭腦。魯迅先生一生所悲歎的，是阿Q的頭腦，所期望而努力從事的，是徹底改變阿Q的頭腦。

　　池田：這個「革命」與我們創價學會所訂的目標與實踐殊途同歸，有強烈的共鳴。我們一直祈願。一直奮鬥來達至此一目標，要帶給被苦惱幾乎壓扇的平民無限的勇氣和希望，讓他們重新擁有作為人的尊嚴和自信！在那種民眾運動中使平民從「沉默」變成呐喊，從「懾嚅吞吐」到開懷大笑。以前有位叫杉浦明平的作家曾經說過：「創價學會的最大業績，就是將社會底層中的人們，亦即平民的力量誘發出來，使之蘇醒過來。」

　　金庸：噢，是嗎？

　　池田：在杉浦氏的近鄰，有一個雙親失明，背負這樣宿命的家庭，令人感到他們常常是憂鬱和暗淡的。但自從這個家庭成為創價學會的會員之後，就常常聽到他們家中傳出朗朗的笑聲。另外，還有一個女性，因生活貧苦，不能同多數人交談，在村中頗為孤獨。有一天，這位女性突然活躍地拜訪村裏的人們，打聽一下，原來她加入了學會，聽了佛法，再不自慚形穢。第一次能夠表達自己，在學校的家長會上暢所欲言。實在令人驚奇。這不是由上而下命令式可以解決的事，信仰之事必須完全是自發性的。這決不是「引水只灌自家田」，我想對我這種說法，您一定會理解的。那是一種平民階層的精神變革，在日本的歷史中也是罕見的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這種前進，可謂是促成日本精神史上的一次文化革命，這是我們的「自負」。周恩來總理早在1960年就注意到創價學會，並說過，學會是比其他團體更「紮根於民眾之中的團體」。不愧是著名政治家的慧眼獨具，我對此心存感激。

　　金庸：現在任何人到中國大陸農村裏去，很難再找到、一兩個阿Q了。您見到的是一個個健壯活潑的男女農民，您跟他說到外界事物，他多半會跟您談香港和一九九七的回歸，談日本和釣魚臺群島，談美國阻撓中國與臺灣和平統一。他們是農民，是鄉鎮企業中的職工，是城市附近的小商販，他們會使用小型的電子汁數器，家裏有根紙、雜誌、收音機、電視……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了。

　　池田：貴國的發展確實令人注目，我自己至今已訪問中國十次，因而每有感觸。今年五月，我曾再訪上海，感到那裏具有沖天的氣勢和活力。周總理曾說過：「遲早中國也會遭遇大塞車（交通阻塞）的情況，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日本的高速公路的建設。」目下的中國，正如周總理所預見到的那樣在迅猛發展。向著二十一世紀欣欣向榮的中國，我從心底裏祝願貴國興隆、繁榮，對於目前所取得的進展，真正是喜不自禁。

　　金庸：謝謝您對中國的祝福。現在中國的發展，是建築在魯迅先生等許多先人立下的基礎之上的。

　　池田：魯迅曾單刀直入他說過，中國人民的歷史，充塞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兩種情況。

　　金庸：阿Q的頭腦從根本上改變了，正如當年魯迅先生所熱切盼望的，這並不全是由魯迅先生所做的工作而造成，然而他當年提倡做這項工作，許許多多年輕人跟隨他的領導，做了這項工作。更有許許多多年輕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掙扎，為反抗黑暗勢力而鬥爭。知識分子和文人接受了外國的革命思想而予以傳播，大群大群工人、農民、兵士的頭腦改變了，奮起鬥爭，在許多人流血犧牲之後，終於從頭腦到身體都自由了。

　　池田：關於直至新中國誕生為止，呈現生氣勃勃的向上精神的氣息，譬如愛德加·斯諾的里程碑式的報告文學作品《紅星照耀的中國》（金庸按：中譯本書名《西行漫記》）等都有詳細的寫實。當時的革命者向農民進行教育，徹底地成功地爭取了他們，為了正義、平等、自由稱人的尊嚴而戰鬥，然後以喚醒的中國農民的意識和力量，令沉睡二幹年的中國從沉睡中覺醒起來，在這個大地上產生了激烈變化。

　　金庸：魯迅先生所描寫的麻木不仁的典型，除了阿Q之外，還有趙太爺、假洋鬼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藥》中的華老栓，《肥皂》中的四銘等等；不全是農民，還包括了中國舊社會中一批昏昏沉沉、沒半點生氣的腐爛人物。人物如此，由這些人物組成的社會自然也是從肚子裏潰爛出來了。

　　池田：您現在所舉出的魯迅作品中的人物有一個共同點，亦即從民眾的「原像」（真實面目）、「本質」所擷取的消極性（negative）為中介的，且對之是徹底地予以提煉。革命也好、改革社會流弊也好，一切都要首先以使「人」革命為開始，不能使人產生「變革」，就不能使社會產生「變革」。魯迅的革命的人道主義（Humanist），我想與我所提出的「人間革命」的主張是有共鳴之處的。

　　金庸：魯迅先生悲歎中國幾幹年的歷史中，老百姓過的總是民不聊生的日子，從來沒有真正的做過「人」，最好不過是做奴隸，甚至奴隸也不如，戰爭之時，老百姓不知屬於哪一面，強盜來了，當然殺百姓，官兵來了，一樣的搶掠殘殺百姓；好容易太平了，只要服役納糧，那就不殺，這是安安穩穩做奴隸的時代。

　　池田：最近，金庸先生的《碧血劍》日譯本（全三卷）剛剛在日本發行。在這部作品中，有許多平民在亂世中流離的情節，無論什麼時代的亂世，最受苦的就是芸芸眾生的老百姓，也不只中國才如此，在日本也一樣，對於民眾，橫徵暴斂的苛政的確猛於虎。「老百姓生也不得，死也不得啊！」「百姓與油，愈榨愈有」，這一類語言盛行的時代歷久不衰。也許由於很長時間「馴養」之故，在不知不覺之間，日本人所說「胳膊扭不過大腿」以至「不敢犯上」的思想深植人心。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之概略》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武者的世界裏，治亂興敗或者為人民，都如同天氣、季候的變化無異，只有默默地聽其自然。」沒有志氣而且甘於長久成為權力奴僕，曾經是真實的現狀。我們雖然努力奮鬥，可是日本人離開能克服這樣貧瘠的精神構造的日子還遠呢！

　　金庸：正如魯迅先生在上面所引述，中國的歷史，可以概括為兩種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也就是所謂「一亂一治」。魯迅認為不論在奴隸時期、封建時期，老百姓都是苦不堪言，「治世」是民眾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可免于給官兵或造反者亂殺，「亂世」則是官兵與強盜大家亂殺，民眾欲為奴隸而不可得。用更簡潔的話來表達，即是說：「甯為太平犬，莫作亂世人。」亂世之人，連狗也不如。像這種情況，當然是必須改變的。魯迅先生戰鬥的一生，就是尋求這樣的改變。

　　池田：在中國，魯迅正可與印度的甘地相提並論。甘地送給印度民族的最大禮物是「對任何東西也不要害怕」的教訓。他從民眾的心中除去了「紫黑的恐怖衣裳」，「令民心為之一變」……您剛才指出魯迅畢生奮鬥的就是「改造民眾的頭腦」，這與甘地正是殊途同歸，放射著不朽的光芒。因為通過「魯迅」這樣的一個「人」，令中國的民眾認識到一直以來被掩蓋的自己的可能性，發現了真實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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