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金庸 >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 | 上頁 下頁
三二


  金庸:一個人要報仇,把仇人千刀萬剮,只是取快于一時,但如千方百計的圖謀報復而終於大仇得報之時,能合情合理地寬恕了仇人,那更加令人感動。

  池田:我也贊同這個觀點,確是高見。「復仇鬼」鄧蒂斯,終於漸漸向「寬恕」的方向變化。例如他以「妻子之死」的方式來向仇敵威爾福爾復仇,他這樣喃喃自語:「希望我所做的不是太過分吧!」然後復仇劇的下場是以他放過丹格拉斯一命為結局。

  金庸:對,寬恕了最可惡的人。

  池田:恩師以自己為題材的《人間革命》(妙悟空著)的主人公名之為「岩九十翁」。在戰時的鎮壓中,他的恩師牧口先生病死於獄中,身為弟子的戶田卻知著出了獄。即使是生於明治時代,性格剛毅、豪放磊落的人,只要說到牧口先生死於獄中,他眼中就泛著淚凶而激昂起來,一種河名狀的憤怒,怎樣也抑制不住。「誰殺了牧口先生呢?怎能不為先生討還這血債?」——他把那種激怒的、心靈的怒火,名之為「岩窟王」吧!佛法中沒有「復仇」的字眼,但是,那不是意味著決定放棄與邪惡鬥,也非指要以暴力打倒某種特定的社會和個人。而是要同隱藏在人和社會的深處,更本源的「無形魔性」進行決鬥。這就是戶田先生的復仇、仇討的根本之意,要打破那「無形魔性」是很困難的,所以才怒火燃燒,非以全身心去戰鬥不可。

  金庸:鄧蒂斯的戰鬥,超過「以眼不還眼,以牙還牙」的簡單復仇,那種拯救的行為,令鄧蒂斯的人生觀的深處顯出了大度。

  池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頁中引用了其督教《聖經》中的一名話:「復仇在我,我必報應。所謂「復仇」在人而言,有不應逾越的一線。誰也沒有權利踐踏其他人的人生一切,奪取人家的生命的權利。最終而言,不要隱於人審判人的傲慢之中,讓最後的審判託付給超越人為的某種因素。相信託爾斯泰也看到了這一點。戶田先生也說過這樣的話:「以人代表神來進行懲罰的想法是錯誤的,必須以『法罰』,當法律有力量之時,則人罰人就沒有必要了。」

  金庸:中國在西漢之前,報仇的行為在社會上是得到認可的。殺父之仇如果不報,會被公認為不孝,因而是無恥。日本在鐮倉、室町時代,發展出「仇討」和「助太刀」的風氣,對復仇行為也相當肯定。

  池田:對,尤其是江戶時代,「仇討」還被制度化,群臣之間也如此。例如「忠臣藏」等,一來被寫成書,編成短劇、電影,這類作品,不計其數,反反復複地傳播,深受庶民的歡迎。「仇討」之事,正好說出是多麼深植於人的情念之中。歌德曾闡述過:「社會如果放棄判決死刑的權利,自衛馬上就會出現,叩響了血的復仇之門。」我認為,要將這種情念向高度境界昇華,正如托爾斯泰所暗示一樣,宗教的契機是不能欠缺的。

  金庸:鄧蒂斯的復仇,一部分是痛快淋漓,在另一場景中,他本可殺了仇人的愛子,令仇人終生傷心,但終於答允了舊情人曼珊黛(仇人之妻、青年之母)的懇求,饒了這青年。這並非只是恕了對方而已,而是準備賠上自己的生命。

  池田:這是鄧蒂斯同曼珊黛之子阿爾貝爾決鬥的場景。在決鬥的前夜,鄧蒂斯已經應允曼珊黛的懇求,決意在決鬥時讓阿爾貝爾殺死自己(在決鬥中住手不殺,對方可隨時乘機殺了自己)。但是,當阿爾貝爾聽到母親講述了一切的經過之後,卻在決鬥場上鄧蒂斯道歉,提出中斷這場決鬥。

  金庸:作者以這種突出的殺人事件,表達主角重情義、輕性命的高尚情操,令人留下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

  池田:的確是令人感動的一幕。曼珊黛押上自己的性命站在鄧蒂斯面前,鄧蒂斯也為曼珊黛強烈的一念所包圍,最後終於讓步。一言以蔽之,這是母親的偉大——「愛的象徵」,是母性的勝利。這種母性的偉大,不僅折服了鄧蒂斯,也折服了阿爾貝爾,他在決鬥的途中表示要中止這場決鬥,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可恥的事。

  金庸:我的《雪山飛狐》的結尾是不確定的,許多讀者念念不忘,常來問我:「胡斐對苗人鳳這一刀是不是砍下去?」砍還是不砍,決定于胡斐的性格有多高尚,以及他對戀人苗若蘭的愛情有多深厚,是輕于還是重於對自己生命的愛惜?這是每位讀者自己可以評估的。我故意不寫確定的結果,主讀者們多有一番懸疑,多有一番想像而自行判斷的樂趣。

  池田:說得好,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金庸:不敢當!鄧蒂斯對另一仇人之女華朗蒂納的救助和成全她的婚姻,也足見他偉大的心胸。鄧蒂斯處理恩仇之際,令人感懷處不在其如何報恩報仇,而在其如何不報仇,在其如何以德報怨。鄧蒂斯最後捨棄富可敵國的仇萬家財,偕同美麗而溫柔的少女艾黛飄然遠隱,令讀者感到甜密的安慰,也當是這部傑作成功的原因之一。

  池田:大仲馬在這部大著作的最後寫下這樣的話:「等一等,卻要懷著希望!」「等待」,然後是「希望」,這一句話不是單純的一句警世之言。話語雖簡單,卻應當想到,實際上,為了跨越現代文明的課題,其中蘊藏著一個答案。

  金庸:請道出其原因,我願洗耳恭聽。

  池田:現代文明的一個大的特徵是,不肯等待必須經過後「時間」,也即是固執於「只追求結果」。總之是無論做什麼,不是一步一步,地地道道,按照順序而堆積起來。首先是「結果」,不著重途中的經過或過程。總而言之,是不知道努力去「等待」。做什麼事也好,想急著下結論,「結局怎麼樣?」,正如「一加一等於二」一樣,什麼也要依自己的意欲,只是以算盤盤算結果。在這裏,這是科學文明所內含的一大缺陷。在某種意義上,這不就是人的「驕傲自滿」嗎?容易達成之事不能長久。而且,事物會有不能預期的事態的發展,不一定是「一加一等於二」那樣數學公式般簡單。要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在認真、熱誠、努力,以敢於面對,誓死要克服一切困難中才會有人生,那種奮鬥也才可以結出果實來。不想努力就企望早點讓「結果」落入手中,這看似聰慧,卻是人生哲學中的傲慢和愚蠢。知道要等待,又不忘抱著希望——這裏有現代社會已快看不見的健康的樂觀主義的智慧在搏動。

  金庸:原來「等待」這個字中包含有這樣的意義。

  池田:上一次,我們談到伯利克裏斯曾說過,「知時」是作為領袖的必要條件之一。伯利克裏斯所說的「時」相信包含了「等待」這一層意思。總之,「時」並非指特定的某一時間,在達到其時為止,也會有充滿各種各樣的葛藤、格鬥的過程。無論如何,《基度山恩仇記》結尾的這句話,是一句令人引起無限聯想的語句。

  金庸:大仲馬另一部傑作《三劍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中國有伍光建非常精彩的譯本,書名作《俠隱記》,直到今天,我仍覺得譯得極好。我有時想,如果由我來重譯,一定不會比伍先生譯本更好。(笑)《三劍客》像一本中國古典小說。

  池田:談到翻譯,牧口先生在本世紀初所著的教育論在八年前被譯成英文,引起了反響。對於教育的關心全世界都是共同的,學說可以超越時代而被一代代人所閱讀。拙著被翻譯成其他文字時,我曾十分惶恐。與湯恩比博士的對話集《展望二十一世紀》,在全世界被譯成二十一種文字,各地都有意想不到的讀者說讀過這本書,我因此十分感謝「翻譯」這件工作。不管怎樣,一部作品跨越了語言、國界而令讀者喜愛。為此,作品的完成是在「翻譯」中比原來變得更豐富,「翻譯」本身也有生命力。

  金庸:不過此書的續集《繼俠隱記》,譯筆似就不及正集,或者伍先生譯者此書時正逢極忙, 或者正集既獲大成功, 譯續集時便不如過去之用心了。(笑)

  池田:先生您對《三劍客》給予很高評價。因而對續編也就十分期待,不免有不足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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