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29)_金庸

二九

　　池田：我在回顧與中國交往的隨筆中曾以「信義之國，信義之民」來形容中國和中國人。中國人傳統上是十分重視信義和信用的，這是眾所周知的，我也就是在二十多年間，以此點為基礎和中國人進行交流。更進一步來說，領導人的重要資源之一不就是「識時」嗎？該退時就退，該進時就進，小心翼翼地注視前後左右，如果能瞭解「時」，按照「時」來指揮全體，不就是第一流的領導人嗎？伯利克裏斯就是「識時」的領導者，有一位自覺大受歡迎的領導人，頭腦發熱地要對別國進行軍事行動，許多市民也大加贊成。於是伯利克裏斯嘗試陰止他，說出了一句名言：縱使不聽從伯利克裏斯的勸告，只要稍等待一下，聽聽最賢明的忠告者——「時間」，就不會犯錯。事情的發展，正如他憂慮的一樣。雅典大敗，許多市民犧牲了。雖然氣勢和人們的團結很重要，可是欠缺了「時」這一條件就難成大事。

　　金庸：伯利克裏斯是我最佩服的古希臘人。前年，我在香港大學作了一次演講，談論香港問題，曾引述一大段伯利克裏斯當年的演說。那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際，伯利克裏斯在陣亡將士的墓地發表的。他主要說雅典是一個自由人的社會，寶愛自己的生活方式；雅典人願意傾聽別人的意見，但雅典人決不會去干預別人的生活，也不希望別人來干預雅典人的生活。將來如有空閒，我或者會把這些演說譯成中文。這些演說，記錄在古希臘大歷史家塔西第特（Thucydides）的著作《編年史》中。他說「時間」是最好的忠告者，真是真知灼見。對於過分急躁的「欲速不達者」，與其固執己見，認為緩進派的主張一定錯誤，不如多想一想古希臘這位了大政治家的忠告。

　　伯裏克裏斯臨死時的一句話我更加佩服。他重病將死時，大批親友和下屬聚大他病榻之旁，低聲談論，讚揚他的豐功偉績和造福於國家人民的大貢獻。他在昏迷中聽到了，接口說：這些勝利和成就，別的將軍與領袖們如果運氣好，也是可以做到的，他自己真正最偉大的成就，卻沒有人提到，他覺得奇怪，他說自己一生最卓越的了不起的功績是——「沒有一個雅典人曾為了我的緣故，而不必要的為他親人服喪。」這句話的間思是說，他在雅典執政數十年，手握大權，沒有妄殺一個人；也沒有錯誤的開釁，發動戰爭；指揮軍隊作戰，也從來沒有因指揮錯誤或強求勝利而多犧牲一名雅典軍人的性命。打仗而犧牲部屬性命，有時無可避免。但執政數十年而不妄殺一個，那就偉大得很了。在《布魯達庫英雄傳》中有很多英雄出現，說到最出名的英雄要算是亞歷山大大帝吧！

　　池田：不單只先生如此，我少年時也很嚮往他的行為呢！由於有這份感動，我在過去曾創作了一本以青少年為對象的書叫做《亞歷山大大帝的決斷》。

　　金庸：是嗎？如果翻譯成中文的話，我也想一讀。

　　池田：我相有關亞歷山大大帝的文章和著作不知有多少，但其中詳盡地描寫他的著作當以《布魯達庫英雄傳》為最，其他描寫亞歷山大大帝的書多少都參照了這本《布魯達庫英雄傳》的內容。上述那本拙作了也從《布魯達庫英雄傳》中得到許多啟發。

　　金庸：您所寫的題材擷取了哪一個場面呢？

　　池田：就是亞歷山大大帝病重之際那一段情節——友人、醫生菲立普為處於危篤狀態的亞歷山大大帝調藥。話分二頭，亞歷山大大帝此前曾收到一封信，信上寫著：「菲立普已為敵方所收買，要殺害亞歷山大大帝。」但是，亞歷山大大帝卻將那封信放在枕頭之下。然後，當菲立普送藥過來時，他什麼也不說，把那封信交給菲立普，自己卻將那藥接了過來。以後就發生了一幕令人驚歎的劇情。菲立普讀著那封信，而亞歷山大大帝則將那藥一飲而盡，然後兩個人不禁眼光相角，各自想法卻大不相同。亞歷山大大帝以開朗的、和善的面容向菲立普表示信賴的好意；而菲立普並未為誹謗而怕得要死，他一邊向蒼天伸出手呼喊神明作證，一邊俯身向床上的亞歷山大大帝表白，請他相信他這個朋友。因吃了藥，亞歷山大大帝在沉沉的昏睡之後終於恢復健康，菲立普確實不是叛徒。沒有什麼比「以懷疑來分割友情的紐帶」更甚的計謀，但以友為重的亞歷山大大帝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金庸：以亞歷山大大帝的膽識作為故事確實是引人入勝的橋段，是令讀者留在腦海中的難記一幕。中國歷史上也有一段相類似的有名故事。三國末期時，晉斬羊祜和吳國的陸抗各守邊界，兩軍對抗。羊祜和陸抗都是很修養的君子，有一次陸抗生了病，羊祜知道了，送了一齊很有效的藥給他。這是敵軍統帥送來的藥，多半不懷好意，陸抗的部下都勸他不可吃，怕是毒藥。陸抗說：「安有鴆人羊督子哉？」（意思說：「羊督子（即羊祜）這樣的人，怎麼會對人下毒呢？」）毫不遲疑就把藥吃了，不久病就好了。當時與後世之人都很向下服二人的風度胸襟。羊祜逝世後，連敵國吳國的人也很懷念頭他，見到他的紀念碑時都會掉眼淚，這碑稱為「墮淚碑」，據說現在還保存在湖北省襄陽市。

　　池田：毫無疑心地相信朋友、他人，在那種開朗的、光明磊落的心胸中，任何邪惡都不能取勝。可是，布魯達庫描寫出人性的亞歷山大大帝的魅力，宛如親身經歷一樣，令人驚歎。（笑）《布魯達庫英雄傳》對以筆寫作的人來說，實在是一本「垘本」啊！

　　金庸：我讀到這部書時已過三十歲，已在香港。起因在於研究莎士比亞幾部戲劇如《愷撒大將》等的來源。諾斯譯本是用伊麗莎白時代的英文寫的，比莎士比亞的文章還要古雅，典雅華麗，對我當時的英文程度來說，是太難了一點。我苦苦研讀，又學英文，又研究文學，對於書中的道德意義就比較忽視了。

　　池田：此書之所以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其原因之一是它以「傳記」的形式行世吧！一個人的言行，一個事件都容易被理解。歷史的「輪廓」鮮明地浮現出來。

　　金庸：歷史學家認為以人物傳記的形式來寫歷史，世上最早的是中國司馬列遷的《史記》，其後是班固的《漢書》。《布魯達庫英雄傳》比《史記》至少遲了了二百年。

　　池田：二書相較，想來會有一些不同之處的。

　　金庸：我以為，比較起來，《史記》用少得多的字數，描寫人物更加神采習揚。以對偶式人物合傳而並論之，司馬列遷也早就使用了，如合傳孫子、吳起，合傳白起、王翦，《孟子荀卿列傳》、《范睢蔡澤列傳》、《屈原賈生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並傳衛青、霍去病）。這種體裁中國史家此後也常襲用，如《唐書》並傳李靖、李，並傳房玄齡、杜如晦。布魯達庫當時不會見到或聽聞到《史記》的內容，他的並傳合評體當是自創。如果沒有這部書，也就沒有了莎士比亞幾部重要的戲劇。

　　池田：司馬遷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將至死也不能脫胎換骨掉的恥辱和孤憤，轉化到「創造歷史」的情熱中去遭遇苦境，能留下什麼呢？一般情況之下，人的真正價值可以就此看出。司馬行曾對他為什麼寫《史記》作了如下的剖白：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粉筆也。

　　金庸：這是《太史公自序》的一段文字。

　　池田：自古以來，在歷史中留下名著的人，大抵為遇難而發奮，從而獲得創作的源泉，苦難是可化為前進的能源的。我所信仰的日蓮大聖人就是在遭逢大難之中寫出了《開目抄》、《觀心本尊抄》這兩本重要著作的。我的恩師闡釋其來由時說：「大聖人的偉大不單只是能忍受苦難，而是在最大的災難之中說出最重要的法門。」這也不限於文章的世界，而是跟一切人生都相通的真實吧！一流的人物就是不管處於任何的逆境中也不隨波逐流而能保持堅強生命力的人。

　　金庸：相信《布魯達庫英雄傳》的日譯本一定很不錯，才會對日本的文化界影響較大。對於中國，影響就不這麼大了。因為此書譯本是戰後在臺灣出版的。中國在民國初年，軍政領袖及大文人與日本關係密切者不少，如孫中山先生、蔣介石、戴季陶、廖仲愷、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等。但自日本加緊侵略中國，中國人對日本仇視加深，雙方文化交流趨於中斷，是很不幸的。

　　池田：自十九世紀末至本世紀前半葉的日中之不幸的關係中，我認為所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大正四年，1915年），應該是重大的轉折點、分水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乘歐美諸國窺伺中國的局勢，強硬提出擴大日本在中國權益的要求，這是近代日曬最大的愚蠢行為和愚笨行為。使得當時的中國政府，把接受日本最後通牒的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以此為開端，日本就漸漸強化軍國主義，向地獄的斜路墮落下去。在我們的對談中，我曾多次提出：「日本人不要忘了曾對中國做過的野蠻行徑和愚行！」「如果希望真正的日中友好，就不能對過去所作為采取暖昧的態度！」今年六月一日，在原子彈投放地廣島的「中國和平紀念墓地公園」樹立了「世界和平祈願之碑」。您親筆為之題書這個碑銘，我從心裏表示十分的感謝。

　　金庸：別這樣說，我是以真誠的「和平之心」來認真書寫的。只可惜我的書法不佳，我要到六十歲之後才真正開始練書法，又未得名師指點，所以欠缺功力。

　　池田：您太謙虛了。在日本，對於傳遞原子彈的貽害和戰爭的悲慘的意識已漸漸淡薄了，而對於這種傾向能如烈火般憤怒吼的人也愈來愈少了。然而，您卻一絲不苟地書寫這個碑銘，這是燃起對和平的情熱，也成為一種新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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