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28)_金庸

二八

　　池田：然而，《布魯達庫英雄傳》的英雄們，卻充滿著那樣動人的人性魅力。小林秀雄先生曾指出：「說到《英雄傳》，地米斯托克利、伯裏克裏斯、嚴曆山大大帝、愷撒大將一點也不像英雄。」什麼樣的英雄實際上也是人，帶有許多人的缺點，也就有著各種矛盾，也有很多失敗，帶有許多人的缺點，也就有著各種矛盾，也有很多失敗，絕非什麼完美聖人。然而，那就是「人」。儘管是苦惱、困苦，試行錯誤，但也要與現實格鬥，創刊造歷史，留下歷史。《布魯達庫英雄傳》中，淡淡地透出那種完全真實的「人們」的生活氣息。如以內容而言，與其說是《英雄傳》，倒不如說是「人物傳」更為貼切吧。

　　金庸：是，中國有一句老話：「英雄見慣亦尋常。」堅毅不屈與高風亮節

　　池田：上次我曾談到「新思維改革設計師」雅戈布列夫先生曾認為，不是以物質作第一義，也不是以「存在決定意識」來考慮，「完全贊成意識決定人生的（佛教）之想法」。他所說的「意識」，以佛法的語言來說，可以換言為人的「一念」吧！「自己自身」如何？人生也好，社會也好，一切者由此開始，要怎樣變革也是可行的，因為「人」是歷史的主體者。

　　金庸：佛法純粹是唯心的，確如先生所說——認為社會、人生、命運等等，全然決於人的「一念」。《華嚴經》更把這「一念」的作用推廣之宇宙萬物。佛教十分強調「因緣」。「因」是原因，「緣」是條件，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生與存在，必定有其原因與條件。條件如果消失了，事物會隨之消失，「華嚴宗」理論物強調萬事萬物的相互依存性，猶如一張大網。人之「一念」所以會產生，與物質條件，時代潮流眾人生活等等有關，這就是「因緣」了。我的理解是心物互相依存，互相作用。我們信奉佛法，作為個人的宗教信仰，在宗教信仰自由的社會中固無不可：但如與旁人討論，我認為在中國與日本目前的局勢中，佛法的作用應當主要是勉勵人們提高道德修養，克制過分的貪心和欲望，為社會及旁人的福利作出貢獻。佛教終究有它消極與厭世的一面，考慮它的社會效果，我們似乎應當著重它慈悲、和平、息爭和愛的一面，以促進人類社會的和諧合作。國際創價學會不以傳播佛法為宗旨，而是以佛法為根基，提倡和平、文化、教育。這是我衷心佩服的宗旨。曾有朋友邀請我參加香港一個以傳播佛法為宗旨的中國人團體，我沒有接受。國為我覺得，佛法的內涵固然偉大，但必須根據個人內心的需要而自動去瞭解，最好不要像天主教、基督教那樣積極的去作宗教宣傳。

　　池田：總而言之，不關心，無感動，易言之在「心死」中喘息的是現代。我想，在這樣的時代，確有必要再次提倡重讀《布魯達庫英雄傳》這本好書。「人們各有煩惱，各自克服之。」這真是一本充滿活力，重拾「對人關心」、「予人感動」的書。

　　金庸：書中所記載的英雄，大都是堅毅不拔、意志力特別強韌之人，例如敘述希臘大演說家狄摩斯蒂尼口齒不清，Ｒ這個捲舌音發得不准，他就刻苦鍛煉，在嘴裏放了小石子而練習演說。池田先生受到此書的激勵，相信主要在於它重點描寫了古代英雄艱苦奮鬥、不屈不撓之精神的關係。

　　池田：在地牢做演說的練習場，練習演技，練習發音，由於在練習場兩三個月不斷地演練，為了打消外出的念頭而把頭髮剪掉一半以至恥於外出——那樣的插曲見於書中，我也經常向年輕人介紹這些故事，借此鼓勵他們「別忘了青春時期的努力啊」！

　　金庸：除了狄摩斯蒂尼，在先生的印象中還有哪一位難忘的人物呢？

　　池田：看看伯利克裏斯的主張，「所謂民主主義的領袖該是怎樣的呢？」——在他的傳記中，我從各種角度實在學到不少東西。首先是作為指導者（領導人）的「風度」。有這樣的一段插話：「有一次，被一個討厭的人糾纏咒駡，他始終保持沉默，只是將工作處理停當。傍晚時分如平常一樣歸家時，那男子又來糾纏謾駡，全然還是那副兇惡的樣子，當他跨入家門時，天色已漸漸黑了，伯利克裏斯吩咐他的僕人提著一盞燈，將那男子平安護送回家。」對於那些罵人的話和閒言碎語，悠然聽之任之，在「自己之道」上默默地前進，不理會別人的偏見，卻總注意自己目下的使命是什麼，以至於歷史會作出怎樣的審判呢等等。他的胸中無疑十分清楚明白。

　　金庸：這是光明磊落的領導人的風格。

　　池田：此外，作為領導人必須「公私分明」，不為欲望所支配，他對此也十分明白，因此也嚴以律己。「在市中，人們只在一條通往廣場和議事場的道路上看見他的蹤影，由於他拒絕出席請客吃飯一類的聯誼活動，在他長期的政治活動中，不國在別人的地方做過一次食客。」堪稱高風亮節。

　　金庸：中國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說的也是這種清廉之風。我們姓查的祖先生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為人廉潔，有個故事常在兒童書中敘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饑又渴，在路旁一棗樹上采了些棗子吃了。為了償還棗樹的主人，他在棗樹上掛一串錢，表示沒有偷別人的棗子。

　　池田：已故的周恩來總理在這一點可謂風範永垂。他官居中樞之地位，卻討厭因地位特殊而事事受到特殊的照顧。我們也聽說他去理髮店時，有排隊輪候的顧客想讓他先理，卻被他婉言謝絕了。伯利克裏斯是通過自己的才幹和媽田徑才拿上雅典的最高領導者之座的，而手中握有強大的權力，卻不等於就是要迎合大眾的。要維護發眾的自由，就不要迎合隨風轉舵的在眾的欲望。不要左顧右盼，而要向著有利於國家的真正而直率的決策前進。一般的情況是要說服民眾及教化之，在他們可接受的基礎上循循善誘；有時卻以非常不願意使用的強硬辦法，引領他們向著與國家利益相一致的方向前進。有點像醫生治療困難的疾病，有時要給以無害的舒適慰撫，或施行痛苦的手術，好像是投以苦口良藥一樣。民主政治在某種意義上為「人望」所左右，政治家或許是一種「人望交易」。如果迎合大眾，當時也許把事情解決，自己還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卻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之成熟和一貫性。對於所謂的「民主主義」，本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曾作過精妙的分析，如果一步行差踏錯，常常就會變成「迎合大眾主義」。在明確的展望下，以十足的耐心「說服與教化」來指導民眾。縱使有時會忠言逆「眾耳」，但該說的就要說出來。雖然是不易為的事，只有這機關報領導人，才會在「建立與民眾的信賴關係」方面獲得勝利吧！

　　金庸：社會的根本是「信賴」。昔日，孔子被弟子子貢問及：「政治，最重要的基礎是什麼？」（《論語·顏淵》第十二）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繼續再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對於在無辦法之下，首先要放棄什麼這個問題，孔子答道：「去兵。」沒有人民，國家就不能成立，就算沒有兵力，也不能不給人民糧食。弟子更問道：「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想了一下便答道：「去食。」糧食，憑人民的力量總可以想辦法，國家的積蓄也不是大問題，可是，對政府不信賴，人們就會各自東西，國家就不能成立了。

　　池田：這就是所謂「民無信不立」。

　　金庸：孔子的這番話，在現代對個人也是很適合的。譬如做生意失敗而遭受損失，還有機會重新再來，可是要是失去了「信用」就最致命了。無論是創辦團體，開辦公司，「信用」是最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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