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20)_金庸

二〇

　　池田：十七世紀中國文人顧炎武曾說過：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已，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集釋》卷十九）言論對社會負有重大的責任，相對來說就需自覺，既然身為「言論者」，胸中就必須具有在社會上創造「善的價值」的使命感。

　　金庸：池田先生對世界和平所作的貢獻太大了，對這種貢獻的偉大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者，大有人在吧！但是，「真實」就是「真實」。任誰怎樣去陷害，也不管以謊言多少次抹黑他，最後終會「真相大白」的。釋迦牟尼也曾遭人妒忌而飽受謠言的困擾。他說法時，有一個女人到來，指著裝了缽的肚腹假裝懷孕的樣子，對大家說，「這肚子裏懷的就是釋尊的骨肉啊！」這個誹謗釋尊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池田：您的話，一言以蔽之，就是：「墨寫的謊言決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魯迅語）適如所言，謊言再如何偽裝也不過是謊言。其實，造謠、欺騙各種各樣的人的心，自己也會不經意地傷害自己的心，損害自己的心。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對個人的意見，怎樣寫也無所謂。但我所擔心的是，謊言和「旨在陷害人的筆」大模大樣地出現，在不知不覺間「語言」遠離人心。對於別人的幸福往往不能率直地表示高興，相反的是，對別人不幸的傳聞等卻不知緣何而饒有興味——這也許是人偽善的一方面，但是，這類不健康的趣味性文章卻實在太多了。因為這樣的文章氾濫，以至令人誤認「言論」傷人，是害人之物，沒什麼大不了。這是重大的問題。

　　蘇格拉底所說的「討厭言論」（misology）是與「討厭人」（misanthropic）相通的，本來，語言不能與人割裂開來，「語言即人」，「語言即心」。語言的荒蕪就是人心之荒蕪，語言的墮落只是人的墮落。語言不能獲得信賴的話，就等於人不能獲得依賴一樣。因此，現在最有必要的，是恢復對語言的信賴。人要重獲「健康的語言」，就必須重新恢復「健康的心」。以「健康的語言」和「健康的心」來談論「健康的未來」——新聞傳媒人現在必須站在這個前列。另外，語言也是「劍」。能護衛民眾、救人的是「寶劍」。而坑害人、傷害人的「語言」卻是「邪劍」。這樣的邪劍真的太多啊！倘若金庸先生小說中的英雄出現在今日的日本時，不知會怎樣呢？（笑）

　　金庸：當然不會袖手旁觀。（笑）我也常常以我寫的武俠小說中虛構的人物作為模範來勉勵自己：「雖然危險，內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縮，以致被我書中的英雄們瞧不起。」池田先生為了反對侵略，擁護世界和平，聽說日本有些右翼分子以暴力威脅您的生命，您凜然不屈的大無畏精神，是我所衷心佩服的。

　　池田：過獎，過獎。但您所說的，作為人最崇高的人生哲學不就是「殉于信念」嗎？況且，活在言論中的人，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民眾的代表者。我曾聽說中國有「文章報國」這句話，文章有時可以興國，振興社會。在文章中有這樣的力量，以筆為生涯者，是負有重大的使命和責任的。言論者能殉于信念，殉于正義，就是最大的榮耀。

　　金庸：中國和日本歷史上都有不少寧願犧牲自己性命也決不放棄原則的仁人志士，我每逢讀到他們的文章，總是悠然神往，不勝敬仰。

　　池田：姑且不論日本。在中國的歷史中，就有為真實地記載史實而不惜以生命來維護正義的勇者的事蹟。應該給青年們說說這些故事。在春秋時代，齊國的權力者崔杼縱容旁人殺死君主莊公，齊國史官這樣記載：「崔杼弑莊公」，史官不懼權力者報復，沒有曲筆，照實記之，崔杼怒而殺此史官。而史官之弟照樣續記，崔杼又殺其弟。史官之次弟繼續以實記錄。史官兄弟遇難之事傳遍齊國，各地的史官就陸續齊集齊都，說道：「史官的兄弟全部被殺之後，我們就將這真實的歷史繼續記錄留存下來。」至此，囂張的崔杼也就束手無策，這件史實就這樣被記錄下來……不惜以身殉真實的記錄，真是悲壯的理念。他們所寫的一字一句都是以血滴來作生命的雕印，在權勢者威脅下作曲筆，是終生的恥辱。這使我們深受教益，筆重千鈞，執筆之事是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覺悟的工作。

　　金庸：言論之撰述者確實非留心不可。

　　池田：再者，看看新聞傳媒的現狀，其改革不可能單靠傳媒界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解決。接受者的市民一邊也有問題。現在到處是資訊氾濫，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說能使人變得更好。不如說，事實是在資訊的大潮中會有溺死者。也許托庇於資訊，生活才變得豐富多采。但是，人的精神卻因此而變得更加懶惰和懦弱。我的恩師曾以「青年是國家的眼睛，必須具有銳利的判斷力」來提醒年輕人。民眾，尤其是青年人如果不能用自己的眼力看透真實，對是非具有批判力，則會如無根之草一樣隨波漂流呢！

　　近年來，對新聞傳媒的報道侵犯人權，歐美社會中已出現市民監視其作為的行動。為此而完善其機構的工作也有進展，我也深表贊成。然而，要使之具備有效的機能，則進行監管的市民這一方面，就必須不可欠缺那種洞穿真偽的眼光。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結果是除了每個群眾都成為賢明者之外別無他法。每人都成為聖賢，擁有明確的是非觀，從而可以校正社會的動向和前進的道路。我在哈佛大學論及二十一世紀文明中大乘佛教擔負的任務時，曾強調這個信念，宗教是要使人「成善還是變惡」、「變成堅強還是懦弱」、「成為賢明還是成為愚蠢」，要強調這種指標的重要性，真正的宗教必須具有這樣的支柱。

　　金庸：我在貴校創價大學的演講（1996年4月）中曾談及，今日世界的科學技術和生產能力，比之二千五百年前當然不知進步了多少。但是，人和人和藹相處的道理，各國領袖的智慧和見識，不見得能超過二千年前的釋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耶穌；不要說超過，連這些聖賢先哲所指出的基本道理，他們也完全不瞭解，不信服。這就像把一枝機關槍、幾顆手榴彈交給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去玩弄一樣危險。我們一談到「價值」，多數人立刻聯想：「想值多少錢？」「買這樣東西要付多少錢？」他們所瞭解的「價值」，基本上是「商品價值」。不能以肉眼看到的「精神價值」是「靈性的價值」，「那是不能以金錢或數量來計算的」。這難道不就是現實的狀況嗎？

　　池田：我在經歷了悲歡哀樂的曲折人生之後，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人生的終極是友情」。從人生中擯去友情，就等於從世界中驅走太陽。正直的友人就是照耀人生的太陽，是最可珍貴之寶。

　　金庸：確然如您所說，「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種重要之極的寶貴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間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實，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間，除了親情之外，也混有友情。

　　池田：貴國曾有這樣的哲人之語：「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宋·朱熹《近思錄》）意思是說：「人之有朋友，並不是為了共同酒宴遊遠，而是為了能互相增進朋友的德行。」「語朋友邪，應有切磋。」（司馬光《資治通鑒 ·漢紀》）真正的朋友並非表面上的合得來或附和迎合，而是朋友之間只有互相切磋、互相探討之後大家都有進步和改善，才是最美好的。我曾聽說一個關於中國人重視友情的故事——在洛杉磯有中國人的「唐人街」。前幾年，洛杉磯發生暴動之際，唐人街的居民傾巢而出，守望相助，使得暴徒們無法得逞，悻悻然而歸。我想，這也是民族團結之外的友情聯繫之力，充分顯示了中國人的精神脊樑的挺立。您在武俠小說中所賦予「俠」的語意之蘊藉，改日再來詳加討教，但這裏所說的「友情」的別名不也就是「俠義」嗎？

　　金庸：中國人所說的「俠」，確是有很重要的友情成分。「俠」必與「義氣」有關。中國人特別重視「義氣」，所以《三國演義》中的關羽為中國人所普遍崇拜，《水滸傳》中的結義兄弟，就是誓同生死的好朋友。

　　池田：噢，用日本人所熟悉的話來說即是「信義」吧！《三國演義》的「赤壁之戰」一章中，說到曹操兵敗落荒而逃，正遇到關羽斷其退路。本來關羽可以輕而易舉將他擒拿，但他有感曹操當年有恩義於他，就放曹操一條生路逃去——這些故事，正突出了中國人重于「信義」的氣概。先生，您的作品中，也多有描述這種信義和友情的故事吧？

　　金庸：嗯，不錯，我的小說中描寫過不少友情的故事，例如：《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眾兄弟間的情深義重，《射雕英雄傳》中友情與民族鬥爭之間的矛盾，《雪山飛狐》描寫兩個死敵大仇人之間的友情，《倚天屠龍記》敘述七個同門師兄弟的友情，《鹿鼎記》中描寫皇帝和一個小流氓之間的友情。一般來說，我的小說往往把友情過分美化了、理想化了。（笑）

　　池田：將心比心，與先生對友人的懷念之情糅合在一起嘛！

　　金庸：我的經驗是，年紀漸大後結交知己朋友相對的比較困難了，因為已不像少年時候那樣毫無利害關係、毫無機心的可以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吐露心事。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學時代結交的，那時候大家一起吃飯，住同一個宿舍，一起上課學習，生活親密。這些好朋友現在還經常聯繫，爭取機會見面。

　　池田：這一點與日本非常相似，人到四十歲、五十歲，就十分懷念頭沒有利害關係的學生時代所結交的友儕，那些熱鬧的「同學會」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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