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9)_金庸

一九

　　▼踏上香港的第一步

　　在這次對談中，金庸和池田各以《明報》及《聖教新聞》的辦報理念，從宏觀角度討論了言論的職責與勇氣，又暢論了師徒之道及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寄望。

　　池田：聽說先生您是在1948年從大陸來到香港的。

　　金庸：我在1946年夏天就參加新聞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東南日報》做記者兼收錄英語的國際新聞廣播。

　　池田：我曾去過杭州一次，那是在我第二次訪華時的1974年去的，馬可·波羅在《東方見聞錄》中盛賀杭州是「東方的威尼斯」，是美麗的水都。

　　金庸：因為有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報》招考國際新聞的電訊翻譯員時，我去投考，成績相當不錯而得到錄取。《大公報》於1948年在香港復刊，我被派來香港。

　　池田：我曾聽過先生您初入香港時的一個小插曲——您滿懷高興登上由上海飛香港的飛機之後，途中才記起自己身上竟然一分錢港幣也沒帶，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鄰座的香港《國民日報》社社長潘公弼先生見您的樣子有點異祥，忙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您如實相告，潘先生立即借給您十塊港市，才可以在抵港後能搭船過海，到報社去報到……（笑）這是令人會心一笑的小插曲，可說是與先生富有戲劇性經歷的揭幕相配稱的插曲吧。踏足香港，最初的印象如何了？

　　金庸：初到香港最鮮明的感覺是天氣炎熱，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廣東話，想不到在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達五十年，大半個人生都在這裏度過。我在香港結婚、生兒育女、撰寫小說、創辦報紙，家庭和事業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和我曾久居過的上海相比較，那時的香港在經濟上、生活上、文化上都比較落後，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不過一般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可靠，我很快就喜歡了他們。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調不像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有些類似內地的中型城市。不過這種情形很快隨著工商業的繁榮興旺而轉變。

　　池田：我也十分喜歡香港人，在香港，時時有一種「溫暖的人情」的感覺。您曾以「香港無寶，自由即寶！」來撰寫《明報》的社評，文中指出：「我們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就因為這裏無疑是自由的地方。」您從小就熱愛「自由」，具有對權力與權威的反叛精神，所以自由之港的香港，正與您作為「自由人」這種氣質十分合適吧！

　　池田：金庸先生所親手創刊的《明報》，度過了三十多年的光陰，已經成為「言論的重鎮」而聞名遺邇。1959年5月，《明報》以只有四名員工而開始踏上征途，當時有人就認為，經營不可能順利，甚至有人認為「辦不了多久吧！」「一一兩年內－一定倒閉啦！」等等。上回談話時，我曾說及我曾在恩師所辦的出版社工作，後又有與恩師－齊創辦《聖教新聞》的經驗。競爭激烈的新聞出版業是一個多麼艱難的事業啊！況且，您一身二任地善處業務勻編輯這兩方面的工作，對於個中辛勞應有深刻的體會吧！

　　金庸：貴會的《聖教新聞》創辦於1951年，比《明報》早了八年，但貴報如今已成為貴國的第三大報，每日的發行量以數百萬份計。《明報》和貴報相比，銷數是小巫見大巫了，即使再過八年，也決計追不上。（笑）不過兩家報紙都是從零開始，經過一段艱苦奮鬥的時期而逐步發展。香港人口過去三四十年間從二百多萬人增到五百多萬人，《明報》的銷數通常也只是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池田：這是對我們的鼓勵，銘感不盡！我的恩師談判《聖教新聞》時常常說：「願能在日本人中流傳」。而我將心比心，今天更下定決心「要在全世界的人中流傳』，您的這番話正給我們希望努力辦好報紙這一目標以極大的鼓勵。

　　金庸：我們兩家報紙的信念倒十分接近。戶田先生強調報紙的言論必須「有信用」，我非常同意，《明報》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傳媒界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道。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池田：我的恩師確實十分強調「言而有信」，這就與您上述的《明報》的編輯理念相通，可謂「殊途同歸」。《聖教新聞》與《明報》是風格個向的機關報，我認為這份報紙與其被視為一份宗教團體的機關報。不如把它置於「人的組織」的機關報這一位置上。此前，我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曼廬軒（Y，Menuhin）先生作過對談（l992年4月）。他曾問我：「作為佛教的不出家成員的團體的創價學會，至今能得到如此大的發展，其秘訣是什麼？」我大致向他解釋道：當然要嚴守教義，「無論身處何處也以『人』為中心」。不是「為宗教的宗教」，而是要推進「為人的宗教」的運動！我曾說過，以信仰為根本來擴入開放「人本上義」的網絡，換言之，就是「向心力」與「離心力」的對立統一吧！《聖教新聞》是「人的機關報」就是這個意思了。先生對《明報》制汀的「報訓」是什麼呢？

　　金庸：我特別提出兩句中國古代的名言成為報訓：「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報刊中可以容納各種各樣不同意見，編輯部不齊偏見，不排斥不同意的觀點，同時報紙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員不利用報紙來謀取自身不正當、不合理的利益，報紙必須永遠光明磊落，為大多數讀者（中國人、香港人）的利益服務。

　　池田：「永遠光明磊落，不謀私利。」這是言易行難的言論的王道，您的話語中始終如一地貫穿著這種王道，也反映出一種「言論重鎮」的呼喊！我也曾對《聖教新聞》的記者、特派員提出這樣的希望——對於所有的讀者，在他們喜悅時要表明共同歡樂之感，悲哀時要予以激勵的勇氣，如果他們思想遲鈍時要給以智慧的幫助，然後提供新知識，一旦越軌時給予指示（正確之位線），如果混亂時就幫助理出頭緒來，困弱時要施以援手，頭腦發熱時要使之冷靜，對那些不聞不問的人慢慢地予以開導——只有這樣做才可以臨機應變，（佛法中有）對機說法，意即縱橫無盡的活躍。不僅是對創價學會的會員負責，而是要對所有的讀者擔起「作為言論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與平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難，永遠永遠要與他們在一起——這個信念至今未變。您作為言論界的勇者，長年以筆為生，《明報》最值得肯定的是哪一方面，請也向大家談談。

　　金庸：《明報》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重要的階段，在每個階段中我們都堅持固定的主張。五十年代末期，中國和蘇聯及印度發生爭執，甚至兵戎相見，《明報》支持中國的立場；我們又反對大躍進，反對強迫人民作過分的體力勞動。六十年代中期，中共當局試製原子彈，《明報》強烈反對，以致受到左翼報紙的猛烈圍攻；六十年代後期及七十年代，中共進行「文化大革命」，《明報》反對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反對極左派在香港搞動亂，受到暗殺和炸彈對付的威脅，我們主張保護中國文化，支持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合理路線。

　　池田：都是難以磨滅的「筆之鬥爭」的記錄啊！

　　金庸：七十年代後期，《明報》熱烈支持鄧小平所主張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個人得到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的接見；八十年代，《明報》贊成香港回歸中國，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我個人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池田：在時代風雲的變幻中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該贊成的就贊成，該反對的就反對。聽完先生的這一席話，使我終於明白先生的文章為什麼一直能獲得民眾的支持，那就是先生您以「是否符合民眾的利益」作為您發表言論的基礎而貫徹始終。關於「文化大革命」，還在其真相還不為人所知的時候，您就一語道破：「這是權力鬥爭！」早就揭穿了其本質。您這種慧眼獨識也就是一向與「民眾站在一起」才可能具有的稟質，離開「民眾」這塊「大地」，雖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也只是空洞的理論，毫無實際的價值。唯有「民眾的利益」才是各種判斷的基準，那才能洞明世事。

　　金庸：每一個階段中，在堅持自己的主張時，都面對沉重的壓力，有時甚至成為暗殺目標，生命受到威脅，但是非善惡既已明確，我決不屈服於無理的壓力之下。

　　池田：對於那些為了堅持信念而慘遭迫害、面對壓迫而大無畏鬥爭的人，我向來十分敬重。有了迫害，方顯出「正義」的存在，沒有受過迫害的人易於妥協，也容易上當受騙。現在，像金庸先生這樣的「言論鬥士」可以在哪裏找得到？更遑論日本了。何謂「言論的自由」呢？您在《明報》社評中曾指出：「所謂『言論的自由』，即人民可以發表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政府不能對此橫加干涉或予以懲罰。」亦即從權勢的壓迫下保護人民群眾的「言論自由」這就是它的本義。與權勢鬥爭的是言論者，保衛權勢鬥爭的民眾是言論者的根本使命。同時，先生在談到言論者時又作出這樣的勸誡：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論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約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權利時，不能妨礙旁人的自由。傳播媒價不得侮辱、誹謗、造謠、歪曲事實。因為：損害旁人的權益或人身的尊嚴。我想這些論點可稱得上是所有言論界不滅的「指針」。

　　金庸：是，我一直都抱有這個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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