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6)_金庸

一六

　　金庸：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驗，我編過報紙的副刊，要處理、編輯，同時自己撰寫減於電影與戲劇的稿件，我對影視本是門外漢，由於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癡如狂地閱讀電影與藝術的理論書，終於在相當短的時期內成為這方面的「半專家」，沒有實踐的經驗，但理論方面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瞭解與認識，已超過了普通的電影或戲劇工作者。從此以後，「即學即用」便成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為我學問淵博、吞識面極廣。其實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使得自己從「外行」轉為「半內行」。

　　池田：的確，「需要是成功之母」。

　　金庸：您在青年時代讀過什麼書呢？請先生也談談做學問和讀書的經驗。

　　池田：在未投恩師門之前，主要是讀文學和哲學，憧憬寫詩，以自學來挑戰之。戰爭剛結束之後，書都沒有了，就找同年代的朋友結成讀書小組互相借書來讀，借到什麼就讀什麼，毫無系統。如果要舉出當時愛讀的書，日本的有國木田獨步、德富蘆花、石川啄木、吉田弦二郎，還有西田幾多郎、三木清等。西洋的有雨果、歌德、柏格森、艾默森等等！托爾斯泰的所有作品都讀過了，惠特曼的詩給我很大的影響。現在回頭去看的話，畢竟是因為自己體弱多病，所以對「要怎樣做人」、「該怎樣樹立人生觀」，更進一步，「如何度過生命」等題目具有強烈的關心。我想與其是否定的、悲觀的看法，不如認為是對宇宙的生命觀或者是把人的「生存」大大地肯定下去，更加相信人的可能性吧！

　　金庸：看起來，那種讀書經歷，對於先生您的今日有著極大的影響。

　　池田：不，也許好的壞的（影響）都有。（笑）我初次在哈佛大學演講時（一九九一年九月），曾談到惠特曼、艾默森、索羅等「美國文世復興的旗手」，能者多勞的演講進行評論的哈比·庫茲克斯教授卻說道：「今後，希望池田先生能夠談談致病爾維爾等。」真的被他角到痛處了。（笑）有人說作家所擁有的一切都包含於他的處女作裏，雖未如此，但人在青年時所學的東西廣闊不定會決定他的一生。

　　池田：領教了先生青春時代的經歷，但先生本來的志願是什麼呢，是文學家嗎？

　　金庸：不是。我年輕時企盼周遊全世界，所以曾有做外交官司的志願，高中畢業後，到重慶升大學，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學的外交系，其後又因與國民黨職業學生衝突而被學校開除，戰後到上海入東吳法學院讀國際法，繼續研讀同一門學科。一九五零年，我到北京去，想入外交部工作，是當時外交部顧問梅汝（王敖）先生邀我去的。梅先生是國際法學家，曾任審判日本戰犯的東京國際法庭的法官司，看到了一些我所發表的國際法論文（其中若干曾譯成日文），邀我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連續從北京發來三封電報。年輕人得到一位大學者的賞識，毫不考慮地就答應了。

　　由於我的出身臨其境家庭背景關係，當時外交部的實際負責人喬冠華先生主張我先去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一段時期，將來再轉入外交部。喬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覺得人民外交學會只做些國際宣傳、接待外賓的事務工作，不感興趣，於是又回到得到香港，仍入《大公報》做新聞工作。其中情節有部分被誤傳。（香港和大陸、臺灣出版的《金庸傳》，作者態度十分草率，只不負責任地抄錄一些已發表了的二手資料，拉雜成文，成書之前並沒有來訪問我本人或我的朋友、同事，該書內容錯誤極多，關於這件事以及其他不少記敘都十分靠不住。）

　　池田：成為外交官夢斷之事也許是青春的一個挫折，但是，貴國不是有「賽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故事嗎？戈爾巴喬夫曾與我談過，他大學畢業後的去向本來內定在莫斯科的蘇聯檢察院主職，但是卻突然被取消聘用而落寞地返回故鄉，戈氏因而大受打擊，對將來的期望一瞬間就崩塌了。但是，那時倘若如他所願留在首都的大舞臺——就與此後的人生大不相同了。金庸先生的情況不也與他一樣嗎？克服青春的挫折的您，今天卻成為望亞洲、對香港和中國的將來產生極大影響的人物。這比起您年輕時的夢想，不是更加輝煌地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嗎？

　　金庸：說有極大影響，決不敢當。現在回想，這個外交官之夢雖然破滅，卻未嘗不是好事。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後來不少擔任國民黨政府的駐外大使、總領事等高職，後來一個個的失卻職務，失意閒居，對國家社會毫無貢獻，自己的生活也十潦倒。在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產及此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籌備委員產期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聞的許多高級官司員共事或來往，包括副部長、司長、駐外大使等等，聽他們談到外交官的經歷、現在的工作、生活各種情況，我並無羡慕的心理。如果有可能將我作為小說家、報人、學者的經歷和分們交換，我肯定一定會拒絕。（笑）池田先生，這決不是說我現在的成就比他們大。

　　池田：對您的謙遜之心，我甚為理解。

　　金庸：我只說我自己這一生過得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揮和官司職的羈絆，行動自由、言論隨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不敢說心理具備業個「新聞工作者和平共處不受拘束的小說家」，在報紙上撰述評論，鼓吹維護民族主權和尊嚴，鼓吹世界和平，創作浪漫小說，比做外交官的貢獻更在更意義，只是說，外我官司的行動受到各種嚴格規限，很不適宜於我這樣獨往獨來、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我對於嚴守紀律感到痛苦。即使作為報人，仍以多受拘束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司，這一生恐怕是不會感到幸福快樂的。年輕時企望做外交官司，主要的動機是周遊列國，現在我可以隨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絲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現在獨立的從事文藝創作，作學術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揮，只憑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金庸傳》的作者一再寫文章說，我想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司，全無事實根據，對我個性半點也不瞭解之人，居然來寫我的傳記，目的只是想利用我的名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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