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4)_金庸

一四

　　池田：老實說應該是後者，適如您所說的，與我同時代的少年都是在軍國主義教育中成長的。當時的日本教育，考慮的是怎樣在孩子們的心中培植歪曲的人生觀和思想，然後，又如何將更多的少年驅趕上戰場去賣命。沒有比錯誤的教育更可怕的，我對此深有體會。

　　金庸：這段時期中所受的正規教育一定不充分，後來先生到新瀉鋼鐵廠做工，先生身體並不強壯，做鋼鐵工人一定感到吃力，但相信也是一項有益的鍛煉，對先生今後人格的成長很有益處吧！

　　池田：戰時是一個沒有壯碩的身體就不行的時代，體弱就被視為「非國民」（不合格的國民），我也曾因自己體弱而自卑。但是，也因為以多病體弱之軀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使我獲得難得的經驗，特別是知道人間的溫情、體貼和同情之心。例如，在寒冬的日子裏，有位上司對我說，不來這火堆邊歇歇、說說話嗎？我當然確產十分高興，他是知道我的肺部不好而這樣做的，那時與他交談的話，他的樣子，時時在我的腦海裏浮現。他像鼓勵自己的兒子一樣對我說道：「年紀輕輕就踏入社會，就像打相撲世界一樣，不要焦急，而要沉著，那就好些。」那位廠長也是一位好人。每當我生病時就給我鼓勵，送我去醫務室，特地用人力車將我送到家中去。當時極少有人坐人力車（黃包車），因此旁邊的人看到都感到十分驚奇。（笑）看來，金庸先生有不少相識的日本朋友，您對日本人帶有怎樣的印象呢？

　　金庸：我認識不少日本人朋友，普遍的感覺是：他們都很有毅力，讀書或工作都竭盡全力，每一件事都儘量做到最好。我們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往往覺得他們太過古板，太過墨守規矩，不肯（或者是不敢）有絲毫變通。我們香港人到日本遊覽，常拿日本人的拘泥成法作為笑料，有時竟有不可思議的感覺。

　　池田：有什麼具體的體驗嗎？

　　金庸：有一次我們七個香港人到大阪一家小飯店吃飯，飯堂每張桌子最多只可坐四個客人。侍者十分為難，連聲道歉，說沒有招待七位客人的座位，請我們分成兩組，分坐兩張桌子。我們哈哈大笑。因為日本話說得不好，無法向他解釋，就自己動手，將兩張桌子搬攏來拼成一張長桌，七個人立刻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桌。那侍者恍然大悟，連連點頭，臉上露出十分滿意的友善笑容，感謝我們替他解決了一個難題。

　　池田：是嗎？（笑）「非這樣做不行」，一開頭就這樣古板，相當不夠靈活和圓通，這是一個可象徵日本人性格的話題，也許是面對海外客人就多少顯得緊張也說不定。（笑）

　　金庸：這個例子決不是顯示某些日本人的愚蠢，而是表明一般日本人嚴格遵守規矩與紀律，大多數人重視規矩紀律，那就是級織性高，整個社會與國家有巨大的凝聚力，團結一致，能發揮強大的力量。我們中國人個別可說相當聰明，常有獨創力，但缺乏團結與紀律，服從性很低，因此發揮不出整體的力量。以旅行團為例，帶領日本人的旅行團出外旅行似乎並不困難，導遊舉起一杆小旗，全團團員就乖乖跟隨。

　　池田：動輒就喜歡「紮堆」是日本人的習性。去海外也一樣，日本人只以日本人為伴，這已是定評（眾所周知之事）。集團的規律也許有好的一面，但是在國際化的社會裏想來卻是一個相當大的缺點（demerit），因而必須加以轉變吧。

　　金庸：帶領中國人的旅行團出門，那就難得很了。許多團員會離團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逛商場啦，買紀念品啦，攝影啦，領隊要千辛萬苦才能集合眾人，準時出發。中國共產黨力量的來源，就和「鐵的紀律」四字有關，領袖號令一下，全體非嚴格遵守不可。這種作風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自由散漫習慣，成為新中國強大的主要因素。

　　池田：在建立新中國之前的漫長征程中，中國共產黨能取得民眾的信賴是獲得勝利的主因之一，就是用嚴以律己的紀律來校正黨風。堅持：「不拿人民一針一線」，以及有名的「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予人一種開創新的時代，充滿愛民之心的感覺。我也是對此深受感動的一個。去年，我有幸獲得與貴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有關係的中山大學的名譽教授稱號。孫中山先生的其名著《三民主義》中對「自由」作了如下的論述：「今日，自由這句說話應該怎樣用呢？若用於個人，就會變成一盤散沙。」自由決不意味著「放縱」，這包含著警惕，必須伴隨自律的鍛煉的說話罷工。我因此明白，中國人是重視、深化這種精神方面提升，來致于新中國的建設。

　　金庸：我和先生多次交往接觸，相信先生的個性中充滿了堅定的意志和毅力，不屈不撓地朝著既定目標勇往直前，這與「桂冠詩人」的稱號似乎有頗大矛盾。一般人認為詩人多數浪漫、隨便、做事馬馬虎虎，好像英國的拜倫、雪萊，法國的波特萊爾，中國的李白、李後主、蘇東坡。

　　池田：啊！是嗎？我其實也有點奇怪，金庸先生是一個性格溫和的人，卻怎麼寫出那麼多熱血的武俠小說來呢？真有點不可思議啊！（笑）

　　金庸：先生所寫的詩歌中有強烈詩意，個性卻是志士型、事業家型的，有點類似於日本的德川家康，中國的陸游、辛棄疾。這個矛盾，大概是由於先生對佛教的信爺，以及受了戶田先生的感化和重托，將振興創價學會的重任放上了肩頭之故吧？

　　池田：我自己在年輕的時候便立志要成為作家和詩人。不過命運把我帶到另外一方。（笑）特別是對「革命」與「熱情」的詩人拜倫十分喜愛，曾寫過一篇文章讚美他的人生哲學。他並非年輕時就是才華洋溢的天才詩人，而是在投身希臘的獨立運動之後，才以革命詩人的形象出現的。但是，如以金庸先生所說的「志士型」、「事業家型」的性格來說，也即您所指的，要振興SGI（國際創價學會）這樣大型組織的重任確有很大的壓力。

　　大乘佛教的「菩薩道」，為了使民眾從事和運動。常常保持組織的活躍和確實的前進，必須留心做到，比「一個人走百步」更重要的是「一百個人走一步」。從這一點上看，拜倫的人生方面屬於「一個人走百步」（出類拔萃）。當然，那是有一種開拓境界之功，畢竟，真正的意義只限於構築時代的界限。我相信，「一百個人走一步」除了是「平凡而非凡」的道路，也表現出大乘佛教的精神，是一種健全的步伐。有時候曾想找誰來替代自己現在的位置，以便自己可以活得更加自由奔放（笑）。我的恩師在另一方面來說也豪放磊落的人，豁達自在的人。

　　池田：期待已久的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集的日譯本終於開始刊行，日本讀者好評如潮，日本因此更瞭解您，我感到無比高興。為了日本的讀者更能瞭解，我想請您能回答我這個採訪記者的提問（笑），談談有關您的人生道路。

　　金庸：不敢當，請隨便問我。（笑）

　　池田：聽說您年輕時，對您影中央委員最深的是您的祖父查文清先生。——清末，令祖父查文清先生曾在江蘇省丹陽縣任知縣，是一位官聲甚佳的人物。後因「丹陽教案」而辭官歸裏。所謂的「丹陽教案」——是因為當年有許多外國傳教士借西方列強的勢力欺壓中國的老百姓，因此引發了丹陽縣數百名群眾圍攻教會，並縱火焚燒。朝遷受到外國政府壓力，江蘇總督要查文清先生將民眾的首謀者處型，但令祖父卻暗中差人通知為首的二人逃走，然後引咎辭職。表現了一種「捨身求民」的氣概和正義之心，簡直如您所寫的小說中的英雄人物一樣，我想這也是金庸先生成為「筆的鬥士」風骨的精神來源。

　　金庸：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壓迫，不肯為自己的官位利祿而殺害百姓，他偉大的人格令我們故鄉、整個家族都引以為榮。可惜我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祖父設立了一座義莊，買了幾千畝田地收租，租金用於資助族中的孤兒寡婦，使他們能平安過活；凡是上了中學、大學的人，每年都可分兩次領一筆津貼，如果有人出國留學，津貼的數額更大。

　　池田：中國地域遼闊，人民眾多，那種同族之間的內在關係，是日本人所無法想像的，因而想多瞭解一下。

　　金庸：每年春天的清明節和秋天的重陽節，父親必定帶我們兄弟上祠堂，見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那時我見到族中的白鬍子老公公也向我們四五歲的小孩子拱手作揖，不由得心裏暗暗好笑。

　　池田：令尊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金庸：我父親曾在上海震旦大學求學，似乎讀書沒有什麼成績，後來在鄉下辦理錢莊、繭廠、絲廠，也沒有成功。我常常見到他為了業務而煩惱。我雖小小年紀，也已察覺到他辦理企業太不精明、對人過分客氣而隨便，他似乎覺得交朋友比業務成功更重要。由於他管理義莊，自己又是大地主身份，解放後的軍管期間，從山東來的軍人肅清地主富農，把我父親槍斃了。

　　池田：令祖父為救民而失去官職，令堂在戰爭中倒下去，令尊在權力下被奪去生命……

　　金庸：我當然很悲傷，但並沒有懷恨在心，因為我已充分瞭解，這是大時代翻天覆地大動盪中極難避免的普遍悲劇。全中國數百萬人在戰場上失去了性命，也有數百萬人在此後的各種鬥爭中失去了性命。1985年間，我故鄉海寧縣的法院和檢察院經過詳細調查，證明當時我父親被處死是一件冤枉的錯案，正式予以平反，並出公文向我道歉。

　　池田：去年，金庸先生您送給我的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先生手書的《妙法蓮華經》一書，在這本您亦熟知的《法華經》中，有「父子一體的成佛」之說。父親和孩子是那麼深的結合，生命與生命本是融通的。從這個意議上來說，我相信令尊現在也活在您的生命之中。並且確信，（他）常常護衛著您的人生，且因此在心中感到喜悅。

　　金庸：謝謝您的厚意和美言。我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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