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3)_金庸

一三

　　金庸：對。對香港的設計固然重要，但在全中國而言，這只是一個小小地區，只要中國這座大廈建造得堅固完美，香港這個小房間也一定不會太差。

　　池田：您曾會見鄧先生，而與他作了長談，您長期關注世界及中國、香港的政治經濟局勢，您對中國歷史很有研究，請從這些觀點對鄧小平先生作一個公正的評價。

　　金庸：鄧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偉人。先生回日後，我再給先生寫信，要翻查資料，摘錄一些當年我會見鄧先生的談話記錄，說明他的見識和胸襟。

　　（編者按：金庸寫給池田的信，附于本單章末。）

　　池田：我期等著收到你的信。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時代是一個不能與戰爭記憶分割的時代。去年春天，您在創價大學演講時，有位創大的學生向您提問：「金庸先生『站在民眾一邊』的理論是怎樣產生的呢？您簡要地作了以下回答：我想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成長的時代。戰爭的年代是生活十分困難的時代，我看到民眾的苦難，因而就決心從此要與民眾站在一起。——日本對亞洲各國，特別是在中國犯下了許多野蠻的行徑，而數千年來，正是中國傳給了日本諸般文化，受此恩惠的日本應將之視為「恩人之國」，然而，不談「報恩」而還之以一犯再犯的罪行，真是罪不可逭。

　　金庸：在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期間，我就已知道日本有一部分有識之士反對這場侵略戰爭。戰後我數次旅行日本，曾會見好幾位日本當年反對侵華戰爭、戰後盡力對中國友好的社會領袖，例如：岡崎嘉平太先生，還有文化界的某些領袖人物，他們都是胸襟廣闊、有遠大見識的人物。

　　池田：我們日本人的心胸不夠闊大吧！戰後，日本沒有對中國道歉，反而是追隨美國的冷戰政策繼續敵視中國。直至最後仍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日本也有一份。然而，對於這樣的國家，中國卻抱著極大的寬容，說是：「犯罪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日本的民眾是無罪的。」我同周恩來總理會見時，就聽他說過：「中國沒有要求戰爭賠償。因為日本人民也同中國人民一樣，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如果提出索賠的要求，結果要由同為受害者的日本人民來償還。」中國人民的這種高貴的心意，日本人做夢也想不到的，以後永遠不應該忘記！

　　金庸：我瞭解到，在日本當年以及今日的輿論氣氛下，池田先生公開對當年的戰爭表示譴責和負疚，不但需要明湛的智慧、關懷全人類福祉的仁人之心，更需要有大無畏的勇氣，那真是所謂「大智、大仁、大勇」。中國古代的聖人孟子說：「自反而縮，雖萬千人，吾往矣。」意思是說，仔細考慮之後，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合乎正義、正理的，那麼就算有成千萬萬的人反對我、攻擊我，我仍是堅持自己的主張。能身體力行去貫徹始終的，那不就是池田先生嗎？

　　池田：您過獎了，不敢當。我的恩師戶田城聖先生曾說過：「日本只有獲得亞洲各國的信賴，才能稱為和平之國。」以心交心，正是我要付諸行動的打算，若非如此，日本會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在那場侵華戰爭中，日本軍也對先生的故鄉（浙江）造成極大的破壞吧？

　　金庸：日本軍隊曾佔領大半個浙江，造大極大的破壞與損害。日本軍隊侵略我的故鄉時，我那年是十三歲，正在上初中二年級，隨著學校逃難而輾轉各地，接受軍事訓練，經歷了極大的艱難困苦。我的母親因戰時缺乏醫藥照料而逝世。戰爭對我的國家、人民以及我的家庭作了極重大的破壞。我家庭本來是相當富裕的，但住宅給日軍燒光。母親和我最親愛的北北都在戰爭中死亡。我中學時代的正規學習一再因戰爭而中斷，所以對中國古典文學及英文的學習基礎沒有打得穩固，到了大學時代及大學畢業後才憑自學補上去。不過戰爭也給了我一些有益的磨煉。我此後一生從來不害怕吃苦。戰時吃不飽飯、又生重病幾乎要死，這樣的困苦都經歷過了，以後還有什麼更可怕的事呢？

　　池田：確實令人感慨，這一切可說是人生的彈簧，金庸先生這樣堅強的人格是在青年時代練就的，青年人有必要去經受磨煉。自古以來，就有人認為接受軍事訓練是具有教育青年的效能和作用的，但結果卻是這種教育不是讓青年喪失生命就是強化了他們殺人的動機。況且，現代化戰爭已經遠遠超過人地從中領悟人生之精神食糧這樣的立場，這才更加悲慘，是絕對不應允許的。以前，美國的哲家威利·約翰曾倡議：為了更好地將人的鬥爭本性引導到優良的方面去有必要創立非戰爭的其他「道德的等價之物」。何謂此「物」呢？譬如說，創設專事和平和建設的部隊，「那些有錢人的少爺，如果讓他們各自選擇，有的去煤礦或鐵礦，或者去鐵路運輸，有的去寒風勁吹的漁船隊，或者洗碗刷碟子、洗濯衣物，抹窗子，或是被徵用去建設道路和隧道、鑄造工廠、汽船的輪機房或高層建築的工地，嬌生慣養的孩子氣就會從他們身上消失，他們將帶著更健全的感想和堅定的理想回到社會中去。」

　　金庸：這是很好的倡議。以前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勞動，就是這個意思。美國人卻只是口頭說說，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徵兵入伍去打仗倒有過的。我十分瞭解池田先生您為了維護世界和平而盡力，創造向上的精神價值，致力於磨煉人格。

　　池田：漸愧，慚愧。我曾多番強調，創價學會的各種「文化節」的意義也一樣表現出這種意圖，就是為青年們提供「更好地成長」的鍛煉之園地。同時，「創價班」、「牙城會」、「白蓮組」等培養青年的小組也具有同樣的意義。為了教育青年，為了那些未經歷過戰爭的世代，我想請先生談談，戰爭在您心中留下的最深記憶是什麼？也許那是一種痛苦的回憶，但還是請您談談。

　　金庸：戰時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是日本空軍投擲的炸彈在我身旁不遠處爆炸。我立刻伏倒，聽得機槍子彈在地下啪啪作響。聽得飛機遠去而站起身來後，見到身旁有兩具死屍，面色蠟黃，口鼻流血，雙眼卻沒有閉上。附近一個女同學嚇得大哭，我只好過去拍拍她肩頭安慰。另一次是日軍進行細菌戰，在浙江衢州城上空投擲鼠疫的細苗條疫苗。當時我在衢州中學上高中，在鄉下上課，鼠疫在衢州城中蔓延，病者絕對治不好，情況十分恐怖。哪一家有人染上了，軍人將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艘船上，任其自死，七日後放火燒船，叫這家人換上新衣，什麼東西也不能帶，立即出門（官方補還其鈔票），將整座房子燒了。

　　池田：真是太過沉痛的話題。舊日本軍的細菌部隊（七三一部隊）的罪行，它所留下的傷痕仍然是餘燼未滅，揮之難去啊！

　　金庸：當時我是高中二年級，同班有一個同學休育健將毛良楷君染上鼠疫，全校學生校工等立刻逃得乾乾淨淨。毛君船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師拿錢出來，重金雇了兩名農民抬毛君進城，送上江中的一艘小船。我是班長，心中雖然害怕，但義不容辭，黑夜中只得跟在擔架後面步行，直至江邊和毛君垂淚永別。回到學校，和姜老師全身互潑熱水，以防身上留有傳染鼠疫的跳虱。戰爭期間，唯一自覺有點勇敢的事就只這麼一件。

　　池田：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當然令人汗顏，但更令人感到可恥的是，許多日本人忘掉了這段歷史！我曾聽說中國人在辱駡人時用的最重的名詞是「忘八」。我想那也許是對忘掉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八個德行的人的貶義詞，對這種「健忘」的行燭十分輕蔑的。換句話來說，日本人大言不慚的政治家卻層出不窮。對於亞洲諸國的嚴厲批判的聲音充耳不聞，對於自己的「問題發言」（指否定侵略戰爭等的講話）侮辱了亞洲人民也置之不理，怎樣傷害了別人也毫不理解，當然連自己所表現的愚昧也不明白，這是許多人所指出的。「和平」，到頭來意味著要與這種「鍵忘」戰鬥。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先生在德國投降四十周年時發表的著名演說中曾說：「對過去的歷史視而不見的人，到頭來現在也是瞎眼的人。」忘記過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和贖罪心情，也不能誓言和平。日本人對於這種「歷史的健忘症」必須徹底地予以糾正。若非如此，就不能被世界視為朋友。

　　金庸：對於戰爭中的經歷，我也有一些問題向您請教。我知道先生令尊子之吉先生是一位堅毅有責任感的長者，本來從事紫菜製造業。

　　池田：是啊！周圍的人都叫他「固執的先生」，倒是很貼切啊。（笑）

　　金庸：戰爭期間生活十分艱苦，先生的四位兄長都被迫參加了戰爭，長兄喜一先生在緬甸陣亡，另外三個哥哥到呀爭結束才從中國回國。先生的父親和兄長都強烈反對侵略戰爭。雖然日本是侵略者而中國遭受侵略，但相信中日兩國人民都分別受到戰爭的重大損害。

　　池田：我的長兄當兵被派到中國去，他有一次回家時一副不滿的樣子無從發洩，他說：「日本太過分了！對中國人真是太狠毒了！」這句話我至今仍常縈懷給忘。

　　金庸：戰爭期間先生年紀還小，不知是不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影響。據說先生曾想投考海軍航空學校，因父親不許而未果。這是由於家境窮困呢，還是由於想做軍人的英雄式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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