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12)_金庸

一二

　　▼回憶與鄧小平的會見

　　在這次對話中，金庸和池田大作對鄧小平的逝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隨之憶述戰爭年代，回顧年輕時的歲月與志願，以至日後的種種發展。

　　池田：跟金庸先生進行第四次對談的四日後（1997年2月19日）建設中國重大發展基礎的鄧小平先生突然逝世了，享年九十三歲。早前聽聞他近年來身體不很好，我們大家都很擔心。不過九十幾歲的老人家，年壽終究會有時而盡。我也很理解中國人民此刻都很傷心悲哀。

　　金庸：被譽為中國現代化「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離我們而去，那確是無比重大的損失。幸好整個完善的方案已設計完成，適當而能幹的營造師、工程人才也都已選定，主要工程已順利進行了一段時其，以後繼續根據方案施工就是了。施工者千萬不可混亂，自相爭吵，任意改動方案和藍圖，只要穩定工作，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進行，就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了。這個偉大的工程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設計及建造起來的，以前，一般人都認為是不可能的。但現在進展順利，前途樂觀。相信這就是鄧先生的偉大之處。

　　池田：我曾跟鄧小平先生見過兩次面（1974年12月、1975年4月），我不能忘記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鄧先生談及有關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他說：「中日之間有二千年以上的交流歷史，不愉快的期間只有接近一百年。受日本軍國主義禍害的不單只是中國人民，也包括了日本人民。」他不是以「中國對日本」這樣的國家本位來看待問題，而是本著不管任何國家，也站在該國人民一邊的人民立場這份中國的睿智來看事情，真令我歎賞不已。

　　周恩來總理生前的最後演說中呼籲「我們永遠不稱霸」、「我們永遠站在全世界被壓迫的民眾、被壓迫的民族那一邊！」我相信周、鄧兩位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和鄧先生第二次見面中，交換了有關日中友好條約的意見。那時候，鄧先生直率地說：「中日兩國不單只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而且在任何地方也不該要求霸權。」換言之，大力要求加進「反對霸權條款」是中國的立場。在那數年之前，我在《人間革命》一書中曾主張：「日本應該與以中國為首的地球上所有國家締結和平友好的條約。」兩國人民都期待的友好條約的締結，在我跟鄧先生對話後的第三年才達成。金庸先生第一次跟鄧小平先生見面是1981年7 月的事吧。

　　金庸：對。是1981年7月18日，我記得曾就中國經濟建設的展望、「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中美關係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對話。

　　池田：尤其是；鄧先生曾問：「新聞界對我們中國的領導人有什麼意見呢？」金庸先生直率地向他說：「希望中國目前的政策能長期維持，不要改變。」相信這是發自擔心「香港未來」的發言吧！所在地為了消除大家對將來的不安才說：「不輕易改變政策。」是為了民眾的將來，先生才一針見血地指出。鄧先生也回說：「確是這樣。」文豪與大政治家迸發火花的對話，正是一幅名畫般的場面。金庸先生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關於《基本法》的制定，鄧小平先生也給了不少的指示吧？

　　金庸：我說「希望中國目前的政策能長期維持，不要改變」，主要是指中國當時剛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而言，而不僅是指香港政策。鄧先生對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十分重視。我們《基本法》的起草委員們第一次到北京開會，鄧先生就和中央的其他領導人接見全體委員，並和大家共同照了相。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原則，就是鄧先生設計和制定的，這原則具體地寫入了《中英聯合聲明》之中，我們又根據這些原則而制定《基本法》。可以說，香港即將實施的《基本法》，是鄧上平先生一手親自制定的，我們這些起草委員，只不過將之寫成法律條文，再加上一些具本內容和實施細則等等補充條款而已。

　　池田：可以說，香港《基本法》這座大樓也是建於鄧小平親手鞏固的基礎上的！然而剛才談到《中英聯合聲明》，兩國間的談判雖然花費頗多時間，但鄧先生所提出的原則，意外地被英國全盤接受了。

　　金庸：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談判的確為期頗長，但所花的時間，主要是用在斟酌文章的字句、字眼等等方面。中國提出這樣合情合理、顧全大局的各種原則，英國人聽了不禁喜出望外，意想不到對方的提議居然比自己可能期望的還要好得多。

　　池田：英方最初是怎樣想的呢？

　　金庸：他們想像，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接管香港之後，當然會像對上海、天津、廣州那樣的治理，從北京派來「港督」和全部政府官司吏，將香港的在小企業都收歸國有，由政府管理，廢除原有的全部英國法律，改采中國法律。法院、法官、律師等等司法制度全部改為中國式。宣佈港幣無效，改用人民幣。英國人投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銀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國泰航空公司等，都歸中國國家所有及經營，市場經濟變成計劃經濟，居民的言論自由、出入境自由等都將受到限制。哪知中國宣佈收回香港後，在香港繼續實施資本主義制度，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居民的生活方式不變，同時由本地居民自行選舉而產生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即使交由英國去提議，英國也決計不敢提出這樣高的要求。所以在原則問題上，是完全沒有爭議的。主要的談判別是在一些技術性問題上。中國提議這些原則列入《中英聯合聲明》，並不是中英雙方談判的結果，只不過將中國政府的政策非常明確地列入一項國際條約之中，好使香港人放心，也使全世界人士對香港的將來懷有信心。

　　池田：我明白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對於香港的將來也花過很大的氣力。

　　金庸：對。若要評價鄧先生對香港作過怎樣的貢獻，帶給香港怎樣的幸福的話，我們不是可以這樣想嗎？如果中國沒有鄧小平，沒有他對香港的前途提出這許多設計，沒有他以個人的威望、魄力和見識來加以充分推行，以至實現，那麼到七月一日以後，香港將是怎麼一個樣子，完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實上，不用等到1997年7月1日，在此之前的幾年，香港早就已經亂成一團糟，已不量個可以正常運作、平安居住的國際性大都市了。

　　池田：從這個意義來說，鄧小平先生是如何期待香港回歸這「一天」呢？他曾經希望「九七之後能到香港看看」，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剛才就香港與鄧先生的關係已向您請教過了。我想就近看來中國發展中鄧先生的存在與角色，再向您請教，您的看法如何？

　　金庸：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肯定不會如今天這樣富強。1989年6月，在「六四」事件之後不久，我曾在《明報》上寫過一篇社評：題目是《大家鬥命長，仍盼鄧能贏》。主要的意思是說，中共黨內，仍有不少思想保守的當權人士，不贊成改革開放。只要鄧先生堅持改革開放，就能把中國帶上一條光明的大路。反對這條路線的人，年紀都很大了，只要鄧先生身體健康，頭腦清楚，反對派就不能為害國家。所以我熱切盼望鄧先生健康長壽，比反對派的老人們活得更久。中國古語形容一位重要人物說他：「一身系天下安危。」當時所說的天下，其實就是中國。（我看日本在戰國時代也是這樣，當時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口中所謂「天下」如何，就是說日本全國如何。）鄧先生在過去二十年中，真是「一身系天下安危」。 1978年之後，中國如果沒有鄧小平，全體中國人都會不幸得多。

　　池田：這是世界各地人們都想知道的事，關於「鄧小平之一的中國」，中國怎麼辦？香港怎麼辦？

　　金庸：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曾譬喻他是一位「大旗手」，舉起改革開放的大旗，帶領中國前進。聽說他不喜允這個譬喻，說：「江青才自稱大旗手。我不做大旗手。」我想，「大旗手」搖旗呐喊，帶領人馬列衝鋒陷陣，既不合統帥的身份，同時過於魯莽急進，缺乏穩所穩打、戰則必勝的名將風度。「總設計師」的比喻就好得多，而且更加現代化，目標在建設而非破壞。

　　池田：確是如此。

　　金庸：那是事先精密構思和計算，畫出整個大建築的內外面貌、建構式樣，規定了所用材料、施工程序和計劃等等。設計完成之後，自己縝密檢查修改，再和在家討論，接受多方面意見，所有缺點和這安全的因素全部除去，直於盡善盡美。設計方案既定，就交給營造者去執行，總設計師則監督和檢查工程進程序和規格、標準，而主要的營造者也是總設計師親自指定推薦的。這一條路線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

　　池田：中國今後仍然繼承這條路線的話，對香港也會有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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