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9)_金庸

九

　　池田：準確而言，在中國，同香港相類似的過去為外國殖民地而已經歸還的地方不在少數吧。

　　金庸：香港新界租約是1898年（光緒廿四年）英國強迫中國簽訂的。就在這一年，德國強迫中國租借山東省的膠州灣（青島），為期九十九年；俄國租借旅順、大連，為期廿五年；英國又租借山東省的威海衛，為期25年。第二年，法國租借廣州灣（湛江），為期九十九年。1905年，中國承認租給俄國的旅大轉租給日本。除了香港的九龍和新界之外，其餘的租借地，中國都早已收回了。中國以前收回威海衛、旅大、湛江、青島等租借地，收回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廈門、鎮江、九江、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營口各地的外國租界，收回割讓給日本的臺灣，收回給日本強行霸佔的東北四省，都不需要徵求當地居民的意願。

　　池田：我想香港也是以同樣的狀況處理吧。

　　金庸：對。中國如果不理英國的反對，不理香港人的意願如何，徑行以一紙通知，在1997年7月1日或以前的任何日期宣佈收回香港，並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事實上，青島的租借也要到1997年期滿，湛江的租借故要到1998年期滿，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便收回了。德國打了敗仗，固無抗辯之力，法國是中國的同盟國，也沒有提出什麼異議，從1945到1949年，從1949年到今日，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時有權收回香港。這兩個政府所以沒有收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因為不收回香港，對中國政府利大於弊。中國政府之不收回，是出於對利益上的考慮。由於香港的保持繁榮對中國有利，而香港要保持繁榮，必須保持穩定。

　　池田：強制運作怎麼也會產生不合適或者偏差，因此中國從國家利益考慮，一直不去強行收回香港，而且決定在香港回歸中國後依然保持現狀五十年不變。這是一種對歷史演變的廣闊視角性的洞若觀火，確實只有中國這樣的國家才能作出的明智選擇。我不禁想起《孫子》中一段有名的話：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謀攻篇》）以訴諸武力為下策，不以擅動兵伐為常用手段，而以損害最少、以謀取勝為上策，這不正反映中國傳統的政治外交之所以優秀的本色嗎？比之日本的外交術等等，我從中悟出這是成熟的具有大家風範的構想。而這種獨特的中國式構想，如窮究其從哪裏而來的話，應該說是從健全而又深奧的「人本主義」傳統所產生的吧。

　　孟子有云：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孟子·梁惠王篇》）思想傾向也好，領土也好，都是為了培養人，有益於人的，而是為了害人而出現的。無論何時何地，都應當以「人為根本」來考慮，「從人出發」。我想，上述所舉的《孟子》的話，就是中國的古典之「人學的寶庫」。圍繞著處理香港問題，可以看出，這個基於中國的現實而作出的靈活的對應也是人這種「人本主義」的傳統的智慧表現。在二十世紀裏，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都是「以其養人者害人」的瘋狂，大力鼓吹「反人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於今一息尚存的狂熱的狹隘民族主義，仍是會害人不淺的。

　　金庸：香港居民的意願也是長期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不過香港居民還特別強調，我們要求保持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現有的法律與法治制度，否則的話，港式繁榮與港式穩定不能保持。對於「長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在數十年內生活方式及法律制度不變」這兩大要求，香港居民不論是參與統治的上層人士，企業家與廠商，或專業人士、家庭主婦，政治上的極右派反共人士或左派工商界、工會，從示提出過異議。所以，香港居民中壓倒多數的意願是一致的，只有人數殊不足道的極少數不同意見。

　　池田：對此，我深表理解。

　　金庸：據說，曾有一群思想激進的香港青年上北京獻議，主張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實行社會主義。中國政府負責人勸告他們不要提出這種主張，中國當局也不會接受他們的主張。事實上，中國當局所提九七之後的方案，也包括了「繁榮穩定，自由法治」這兩大要求。中國當局明確表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這些承諾，明文寫在《基本法》之中。

　　池田：回眸看看亞洲的近代史時，就會發現香港的命運與日本的命運曾有過深深的關係。金庸先生您當然十分清楚，導致香港被「割讓」給英國的鴉片戰爭，也給當時的日本帶來無可估量的影響。歐洲列強的武力侵略和當時清帝國的無力抵抗——這使得高杉晉作、久阪玄瑞、阪本龍馬等明治維新的志士們，提倡日本的「開國」（譯注：與「閉關鎖國」相反）、「日本必須覺醒了」等等思潮，這是從鴉片戰爭所獲取的危機感。維新的志士們，當時曾盛行提倡「日本與中國乃唇亡齒寒之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即是要建立「命運共同體」。這種倡言或是覺得日中兩國除了歷史、地理的聯繫外，並無太深的雙邊關係。

　　金庸：是嗎？鴉片戰爭和香港的割讓，使得日本的「有識之士」興起唇亡齒寒之感，因而有推倒德川幕府、明治維新等一連串的現代進程。這令人很感興趣。

　　池田：那意味著香港的將來要對日本的將來有一個相當於的關連，決不是無所謂的態度。動盪激變的亞洲、日本與香港、中國，進而亞洲諸國，應該建立起什麼樣的關係才好呢？香港的歸還中國，那該是一個非常大的契機。

　　金庸：這樣的歷史性連鎖反應，當時恐怕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在今日，各國相互之間的關係，比之一百五十年前更加密切得多了。以國際關係比作化學反應，那是在縮小了的容器加以高溫，化學報應勢必更加迅速而猛烈的進行。

　　池田：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譬喻。

　　金庸：以香港與日本距離之近，雙方人民來往之頻繁，經濟關係之密切，香港和東京之間的相互影響，或許超過了香港與上海之間、東京和劄幌之間的相互影響吧。近二十年來，日本文化對香港人影響很大。香港人普遍使用日本汽車、各種電器用具，接受日本歌曲（有不少香港流行歌曲是購買了日本歌的音樂版權，配以廣東話歌詞，例如十分流行的那首《容易受傷的女人》和日本漫畫，香港的日本百貨公司如大丸、三越、崇光、西武、八百伴等等擠滿了香港顧客。

　　池田：我訪港時也有這個體會，因日本語的招牌太多而可以一目了然。（笑）

　　金庸：日本食物例如壽司、魚生、鐵板燒等大受香港人歡迎。只有最近由於釣魚臺群島事件，日本事物受歡迎的程度才打了折扣。無論如何，相信這只是短期的現象。另一方面，香港電影明星、歌星等娛樂界人士在日本也開始受到注意。日本是香港人旅遊最熱門地點，香港也是日本人最愛到旅遊點之一。

　　池田：誠如所言，香港與日本正在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

　　金庸：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由於宣揚佛教正宗教義，提倡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宗旨高尚純正，在香港發展迅速，各處隨時可以遇到創價學會的會員。當然，這也與香港支部的領導人以及各級工作人員熱心會務、努力不懈的精神有關。

　　池田：謝謝。那完全是因為在先生您的帶動下，香港的許多賢達給予溫暖的照料才可能取得的。托您的福，香港國際創價學會作為對社會要作出貢獻的團體，其在香港受到各方面讚賞的鼓笛隊、音樂隊等，參加對外活動已超過一百次以上。今後，我祈望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的會員能更進一步，以優秀市民為目標，為香港的發展而作出貢獻。

　　金庸：日本和香港有兩上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貿易。只要保持和平，進行自由貿易，日本和香港肯定會「共存共榮」。在二次大戰時，日本也大叫「共存共榮」的口號，然而那是在日本統治與控制之下的共存共榮。「東亞共榮圈」是日本稱霸，其他東亞國家服從日本的指揮與號令，日本獨享光榮與利益，容許其他臣服的國家勉強生存。今後的共存共榮，卻必須是各國完全平等互利的。

　　池田：我十分贊成。各國的歷史、傳統不同，就當然會有利益的衝突。但是，無論怎麼說，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都必須以「人間的信賴關係」為基礎，因此，「平等互惠」的原則不可或缺的。要以認同相互的差異、互相尊重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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