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8)_金庸

八

　　▼「漸進主義」與「共榮世界」

　　香港回歸之後，特別要思考的課題是中日關係。中日結盟，對包括東南亞、澳大利亞、南北美洲大陸諸國及南北韓等構成的「環太平洋文明」將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池田：對於香港此次的歸還祖國，我最注意的也是：這個歸還是否在「和平」氣氛中，以「磋商而獲得雙方同意」的形式來進行的。實際上，在有關歸還交接的交涉中，過程會相當迂因曲折，有人會節外生枝，您應當有親自的體驗吧！往往是，在「歸還」的歷史大戲中展現的華麗和表面的變化令人目眩。其實，其內裏發出的光一樣的歷史意義，才使我們永遠難忘。

　　池田：不久前同您會面之時，先生曾說：「亞洲各國以平等的立場可以『共榮』。這種『共榮』也好，世界和平也好，都不能一蹴而就，而要一點點地去做才可以成功。」不要急進，而是腳踏實地、漸進地前進，這是先生您所極力主張的。構築于真正的「共榮」、「繁榮」的「漸進主義」，總而言之，一次、兩次，耐心地堅持地對話下去，盡可能做到「有商有量談得攏」。

　　金庸：適如所言。中國數千年的政治智慧，一直強調「欲速則不達」，反對「揠苗助長」（有個傻瓜見田裏的禾苗長得不夠快，於是將每一株苗都拔一拔高，結果反有被拔過的筆苗都死了。）民間的智慧則是「事緩則圓」。

　　池田：日本也有諺語說：「欲速則不達」、「一急就壞事」。想來這也是儘管世事滄桑，一種對人的勸誡，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訓。然而，近現代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的文明有急劇的進步，卻將這個智慧的重要性記得差不多乾淨了。如果以悠久的中國歷史的廣角去看的話，十年、二十年這樣短的尺度是不足以作出判斷的。而以一百年大計、二百年這樣長的跨度來考慮事情，正是對這種偉大智慧的心領神會。戈爾巴喬先生在同我的對談中好幾次也這樣強調：這種「漸進主義」是非常重要的。導致東西方冷戰的終結，積極地推進「新思維外交」，特別在心裏頭對此異常看重的戈爾巴適時夫這樣說道：「我們是在國家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對話。」為了事物的進展，不應採用以訴諸武力來解決問題的「急進主義」，而必須選擇以「對話」為「武器」的「漸進主義」。

　　金庸：我對此深表理角。世界和平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一點一點推進之外，別無他法。

　　池田：只有人，才可以對話。在對話中解決問題，這是人類這個大家庭的成員都注意到的。有時在複雜的圖式前，人會忘記明明白白的道理。那種時候往往就摒棄「複雜」，一味「單純」地來應對。我同戈爾巴喬夫先生的對談，以「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為題。這位蘇聯最後共產黨書記清醒地強調，二十世紀在「人柱」（譯按：即人類歷史里程）上留下的最大教訓是：與納粹主義並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也就是蘇聯型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急進主義」之惡。「漸進主義」不就是送給二十一世紀的「安定之軌道」、「向上之軌道」嗎？香港人與中國人，事實上已在這個軌道上印上「歷史的一步」，我是這樣來看此次香港之歸還中國的意義。

　　金庸：確實，只能「循序前進」，如果不能根據實際情況循序前進，便會招致巨大的損害。中共在五十年代年期所推行的「在路進」，就是「不根據實際情況」，不「循序漸進」而造成重大損害的最近例子。中國的生產如能「超英趕美」，當然極好，但在特定時期中的實際條件下，能做得到嗎？香港「民主派」的領導者口口聲聲批評毛澤東，但他們的政綱，卻採用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方式」。

　　池田：這裏冒昧地舉出您在《明報》所說的一段話：與現實狀況不相稱的、欠缺靈活性的思想就是教條。蘇聯式的馬列列主義教條曾給中國帶來極大災難。脫離現實而死抱教條的悲劇——這也是我和戈爾巴喬夫先生意見一致的放題。不是以「人」為標準，而是以教條來裁判人，這樣的愚昧是不容許再重蹈覆轍的。教條不外是人一手制定出來的，而「人」卻被「教條」的教條性所裁判。這種悲劇非停止不可。

　　金庸：如此說來，使我想起在池田先生的著作裏，在說到有關「思想」時曾這樣論述：離開具體的人，以「抽象化的思想」獨雖於天下，反而會發生予人傷害的不幸情況。總之，為人民、為國家、為民族、為自己，也為世界，不管有否利益或是其他什麼，人的幸福總是比抽象的「真理」或「意識形態」更為重要。那確是真知灼見。

　　池田：對於您的「通感」我深為感激。「抽象化的思想」獨尊一時的話，其結局也是從忘記了應該同情「人」而開始的。

　　金庸：以對話而不以武力為手段來解決國際糾紛，是池田先生與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先生過去對談中所十分強調的原則，我衷心贊成。最近和先生通信，談到近日來引起廣泛注意的「犯錯誤魚台群島的主權問題」。先生回信中贊同我的主張：「關於犯錯誤魚台群島主權認屬問題，中日兩國應和平商談，謀求協議，雙方不應採取片面行動，以致損害兩國的友好關係。如果一時元法達成協議，就暫時擱置，將來再談。雙方可以合作開發群島附近的自然資源，合理分配利益。」十分感謝先生認同我所提出的意見。語言而有信是人類的特徵，不會對話而只會用爪牙來決勝敗，是野獸而不是人類。

　　池田：在日中兩國的友好交往中，這是非常敏感，而且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必須以「商議」作為根本的辦法，而不能武斷。自古以來，為了領士而以血償血的糾紛並沒有特別要發生的理由。

　　金庸：事實上，相信中國當局的主張也與此類似。去年我在北京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七周年找國宴時，與外交部副部長唐家璿先生同席，曾簡略地談及此事。所談內容，當然不會越出國家已公佈的政策之外。我覺得他的態度不亢不卑，正與中斬外交態度相似。他最近前往貴國，與貴國外交部商談，我希望此事即使無法就此得到合理解決的辦法，雙方也應同意暫時擱置，不使事情惡化。

　　池田：我完全抱有同感。如果金庸先生不嫌棄的話，不妨談談您的心情與看法。

　　金庸：貴國著名曆學家井上清先生學識深湛，重視事實與正義。他經過認真的研究與調查後，所作《釣魚臺群島問題》一書列舉各種事實，證明早在明朝永樂年間，釣魚臺群島已屬中國版圖，因此這列島嶼應當屬於中國。對於井上先生尊重歷史事實的正氣，我十分佩服。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當然重要，但作為一個人，更重要的是人格的正直無私，作為一個學者，更重要的是尊重事實與證據。

　　池田：我們再繼續「香港」這個話題吧！香港歸還中國後五十年內，現存的社會制度不變，實行「一國兩制」（中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維持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個設想，實際上不就是上述「漸進主義」的一個表現嗎？1981年，先生您作為香港中立的新聞界代表，初次在北京受到鄧小平先生的接見。席間，在談到中國經濟建設話題時，您曾說過：「只要每年有進步，沒有倒退，進步的速度是比較次要的。」對此一說法，鄧小平先生頷首表示贊同。

　　金庸：「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先生偉大的構思。當年他提出這主張時，我曾在北京《人民日報》上撰文，譽之為「一言而為天下法」。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同時在一個國家中和平共處，共同繁榮興旺，互助合作，不但可以解決收回香港後保持基本現狀的問題，也能解決與台彎和平統一的問題。在更大的範圍內，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也大可和平共處，互助合作，不必像五六十年代那樣，「不共戴天」，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

　　池田：鄧小平先生曾會見我兩次，我的印象是，他並非一個「神祗」，而是一位在靈活中具有勃勃生氣想像力的稟賦的人。我認為，「一國兩制」也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特區等一樣，都是他的構想的共同體。總而言之，並非因為是社會主義國家就只能有推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條路子。到底還是要一邊面對現實，一邊探索現實，從而摸索出正確的先擇。實際上，靈活的構想給人一種良好的平衡感覺。

　　我在深圳大學的演講（1994年1月）中也談到了這一點，我認為這種構想正顯示出中國自古以來的智慧。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名詞不達意，許多人認為是一種矛盾的說法。他們或許會問：社會主義不是以計劃經濟為根本的嗎？而市場院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傳家寶」嗎？但是，如果以更遠大的目光來看，這提法並不矛盾，而且不是非中國人而不能想像出來，經過「千錘百煉而產生」的一種智慧嗎？我想，關於香港的回歸，中國方面的想法，不也正是以這種「面對現實而決定航向」的智慧來考慮的嗎？

　　金庸：這裏必須再度指出的是：香港的回歸中國是一種合情合理之事。西方國家有些政客與學者認為，香港人有權獨立自主，是否歸還中國，應當由香港居民來投票決定。「民族自決」是近代的世界潮流，香港的所謂「民主派」人士中，也頗有人持這樣的觀點。一個在地理上、種族上自成體系的殖民地，可以根據居民的意願而獨立。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有交還與否的問題，不存在獨立與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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