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6)_金庸

六

　　池田：我不止對於香港，甚至對中國的將來，基本上是抱著一種樂觀主久來展望的。在紀念甘地的演講中（1992年2月），我曾引用聖雄甘地所說的話：我是一個從不認輸的樂觀主義者。

　　我的樂觀主義是發揮非暴力的個人能力以及無限的可能性的信念。活在對人的絕對信賴中，發出強大生命力靈魂的音響，這是何等感人的話，這種樂觀主義不是建基於萬事俱備的客觀條件上，從而一目了然地簡單分析現狀的預測而盲目樂觀，恰恰是在不可想像的惡劣環境中怎麼也不願放手，具有金剛般信念意味的語言。進而言之，那也不可以主觀的原因來斷言。

　　客觀地來看，香港具有那種歐美式民主主義的標準所無法估量的生命力（vitality），我覺得它與中國本土更為相似。只要懷著所謂樂觀主義這份「內心的財寶」，相信一定會有出路的，絕對不會找不到突破口的。何況香港的回歸中國充滿著機會，我想到在這裏將演出壯闊的史詩一般的大戲吧！一定要相信，香港必定會有光輝燦爛的未來。

　　金庸：謝謝！「香港明天會更好」這句話中充滿了樂觀和信心。凡是瞭解到香港人的能力、活力和積極努力精神之人，都會認同這種樂觀的看法。但如果我們儘量實際而平實一點，那至少可以這樣相信：長期來說，97之後的香港一定會比今天更好；在短期的數年之中，就算不是更好，也當不會比今天更壞。

　　池田：金庸先生曾擔任制定歸還中國後的香港社會體制《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曾對此制訂工作盡過許多努力。同時，也聽說《基本法》的政治架構（體制）多少是基於先生您所提出的方案。在決定香港歸還中國之後，此一消息傳到香港，曾使投資者感到恐慌，市民焦慮不安，不少人都以為末日將至。金庸先生您所提出建議卻是：以香港市民的生活不變為第一保證，同時又要顧及中國政府的立場和體面，保證實際上的確對中國有利。這種顧及雙方的安排是很不容易的。但別無其他良策。肩負此一重任，竊想當是勞心勞體，勞苦功高也。在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您在哪些方面曾煞費苦心？哪些時候最為操心？希望能在回答這個問題上為後人提供珍貴的歷史證言，請不吝賜教。

　　金庸：1984年，當中國方面最初邀請我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我就很躊躇。那時我是香港《明報》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全面負責報紙的行政和編輯工作，又親自撰寫社評，如果我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擺明瞭和中國當局站立於同一條陣線，不免有損《明報》作為一份獨立報紙的形象。但後來考慮到，我隻身南來，赤手空拳，一無所有，終於在香港成家立業，建立事來與名譽，有了一個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這一切雖有自己辛勤努力，但全是出於香港這一環境之所賜。

　　池田：不能對「第二故鄉」的香港現狀熟視無睹、置之不理吧……

　　金庸：是的，目前香港正面臨重大困難。它的前途是否光明順利，在很大程度上與《基本法》之如何制定有關。我充分瞭解香港的一切，同時我在大學裏是學法律的，對國際法相當熟悉。我在香港有成千成萬讀者、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苦樂憂喜我不能不深切關懷。何況其他參加起草委員會的，大部分是香港的知名人物，是社會上眾所尊敬的人士，大家都是有了名譽、地位、財富、事業的，參加這委員會純粹是貢獻而不是尋求什麼利益。

　　池田：知恩圖報，此乃人間正道。佛法中也有「眾生之恩」的說法，您對於這種人間正道所抱持的重視，是一咱令人肅然起敬的美好心靈。在描寫金庸先生的日常生活的文章中，曾有這樣的敘述：金庸常常施恩於人，卻不期待人家回報。可是，「不能忘恩負義！」那些受過金庸恩惠的人，每當向他表示出自內心的感激之時，他的臉上會露出喜悅的神色。先生的人格，從這些文字描寫中可略見一斑。而且，主要是出於「報答香港人」的動機。香港給予我的實在太多……，只覺得我比別人所得為多，而回報不足。這一次有機會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事……

　　這是金庸先生您自己的話，正是在這個信念下您全力以赴地踐行自己的諾言。我每次去中國訪問，總想對「恩人之國」盡自己的崇敬之禮。日本的接受佛法，幾乎是全部從中國，然後是朝鮮半島學來的。作為一個日本人，真想對有大恩之國盡力報答，這個想法是天經地義的。報恩之心乃人間值得稱道之事，與之相反的是「背叛」和「忘恩負義」。不管以什麼樣的藉口來辯白，作為一個人，忘恩負義的背叛乃是罪不可逭、是恥辱之至，不可憐憫寬恕之事。「背叛是比犯罪更大的犯罪。」這是您也熟知的戈爾巴喬夫先生好幾次都談到的。我亦甚有同感。可以說，「恩」是現代社會中所失落的價值觀中最大的一個吧！從這個意義而言，金庸先生的這些話，不啻是對現代人中的傲慢無知敲起警鐘。此外，在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先生是怎樣同中國的領導人切磋商量，進行周到的準備的工作呢？

　　金庸：許多說我好話的文章，有些是出於友誼，有些是過甚其詞不達意，我本人其實遠遠沒有那麼好。

　　1993年3月，我接受邀請，到北京會見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後來寫了一篇文章記述這次會見，題目是《北國初春有所思》，其中錄了四首詩，記述參加起草《基本法》的經過與感情。下面四首詩，簡短敘述了參加起草《基本法》的心情及其過程，一併在此向您請教：

　　《參草有感》四首

　　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港樂太平。
　　旦夕毀譽何足道，百年成敗事非輕。
　　聆君國士宣精闢，策我庸駑竭愚誠。
　　風雨同舟當協力，敢辭犯難惜微名？

　　京深滇閩涉關山，句酌字斟愧拙艱。
　　五載商略添白髮，千里相從減朱顏。
　　論政對酒常憂國，語笑布棋偶偷閒。
　　錢費包張俱逝謝，手撫成法淚潸潸。

　　法無定法法治難，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籌善法，三番四複問良規。
　　難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條條奠固基。
　　叫號長街燒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躍狂沖收險灘，功成一蹴古來難。
　　任重道遠乾坤大，循序漸進天地寬。
　　當念萬家系苦樂，忍令百姓耐饑寒？
　　嘩眾取寵渾閒事，中夜撫心可自安？

　　這幾首詩以中國文人傳統的標準來看，詩的本身實在不夠好，但說出了當時的心情。

　　池田：非常令人感動。（領導人）應「當念萬家系苦樂，忍令百姓耐饑寒？」這樣的詩句，使我感慨萬分。外人對自己怎麼批評都可以，但為了人民而盡力——心系萬眾，金庸先生的這種真情在這裏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金庸：這兩句詩，是指為基本法佈局的中央領導人，以及我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時時以香港廣大居民的福利為念。

　　池田：正如您所熟知的大乘佛教中將「菩薩行」作為最重要的教義。通過菩薩之心可以看到寬闊、深情的心胸。向著香港、臺灣、中國（內地），然後是亞洲、世界，常常想著普天下的民眾，並付諸行動。對於踐行菩薩行的奮鬥精神的金庸先生，我真想表達敬重之心。

　　金庸：先生的好意溫暖著我的心。事實上是殊不敢當。香港《基本法》的內容根據於三大要旨：一、中英雙方的協議，也即中國明白宣示的目標與政策；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與優點；三、保障香港人的幸福與一貫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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