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5)_金庸

五

　　池田：請繼續發表高見。許多日本人對於中國與香港的歷史關係不甚瞭解。

　　金庸：「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進行改革開放，致力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香港有充分的經濟建設的先進經驗，有先進的管理技術和大批工商業人才。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交通與運輸中心，香港的企業和全世界重要企業都有密切聯繫和長期交往。香港人帶頭在中國大陸各地大量投資，進行基本建設還引進大量海外華僑和外國資金，投資於中國的工商業。中國在實施改革開放後數年內，經濟進步神速，超越了世界任何地區。

　　池田：可謂是「奇跡」般的發展，如以同是社會主義的大國而言，中國的發展與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經濟的混亂、迷失方向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金庸：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積極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地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

　　池田：對此我十分理解。這裏有一個部題想請教先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帶給香港什麼樣的影響呢？

　　金庸：在「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濕期限間的1967年，香港的中國方面的領導人受到極左思想與政策的影響，發動「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在工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性循環劣。竟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

　　池田：一直關注「人民的安穩與幸福」，是周恩來的領導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自己也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連生命也有危險，但是周總理不顧自身的安然，從狂亂中保護了鄧小平等許多人。我曾拜會過周總理（1974年12月），那時正是暴戾的「四人幫」橫行之際，他將九億人民安然系於自己一身，如大樹獨立中天一樣。周總理是令人懷念不盡的偉人。請談談現在香港的英國領導人。

　　金庸：池田先生談起「領導者的風範」，我也來談一點淺見。1992年間，英國派遣前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 Patten）先生來香港任總督。過去的幾任總督如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等，都有長期的中國經驗或是擔任過駐中國的外交官。他們能直接閱讀中文書報，甚至流利地說中國話。但這位新任港督不但對中國所知極少，對香港事務也全然陌生，不瞭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不明白中國人的心態和行為方式，卻突然提出一些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

　　池田：聽說不止是關係香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挑起國際性論議的問題。

　　金庸：這些方案的內容，完全違反中國與英國過往達成的協議，以致引起軒然大波，造成了劇烈的政治動盪。中方以毫不客氣的言詞批評和指責他的行動，中方高級官員拒絕和他見面。中英雙方過去長期以來和諧相處的傳統在短時期內突然改觀。我和彭定康先生在倫敦和香港都曾會晤過。由於大家都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校友，我曾向他奶切進言，希望他放棄他的政治改革方案。我直率地對他說：這些方案不符合中國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現實，所以是行不通的。即使他堅持己見，一定要推行，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就會給中國全部取消推翻，所以不但對中國和香港不利，也會對英國、保守黨和他本人不利。

　　池田：但是彭定康先生完全不能接受罷？

　　金庸：他不相信中國會推翻已成為既成事實的香港政治制度，認為一種比較民主的制度在香港推行之後，會得到多數香港人的喜愛和支持，就成為傳統。將來中國接管香港之後，不可能違反香港民意而取消這種制度。他似乎認為中國與香港的政治局勢和英國是一樣的，政府和政治領袖必須服從民眾的大多數意見，不可能違反民意，否則便會垮臺，於是便滿懷信心的推行他的政治改革方案。他當然明白共產黨的施政方式和英國這種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不同，但他長期在英國的政治氛圍中生活與活動，「依賴民意」便和飲威士忌酒、吃牛排一樣，是他生活中不必思索的一部分。其實，這種直覺的政治信念用在香港是大錯而特錯了。他完全不瞭解，馬列主義者確信，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謂「民意」，全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例如報紙、電視、電臺、廣播、雜誌、政治領袖、政治家、文人、花錢買來的廣告等等）製造出來的，根本不是人民群眾的真正意見，所以不足重視。

　　池田：我對於先生所言極以為是。在日本保，也有人認為（英國）是：「有將歐美式的民主主義作為『大義』（應遵守之原則、模式）來把支配殖民地正當化的宗主國意識。」殖民地主義曾在第三世界裏留下深深的傷痕，難道不應對此有所敏感嗎？這種看法是存在的。

　　金庸：英國在香港施行殖民地統治，港督是獨裁者，有決定一切的大權，從來不需要聽取什麼民意。在香港，一百五十年來也從來沒有什麼民主制度。加之，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這幾年中紛紛崩塌。這也使英國的政客們心中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中國的共產黨政權也會在西方國家民主的壓力下垮臺，即使不垮臺，至少也會作出讓步。這些認識和估計全然錯誤。我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在《明報》上分別發表了兩篇社評，概括地指出了香港和各種實際情況。那是冷靜的敘述事實，不包括自己好惡和是非判斷，只是說：「事實是這樣，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我就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池田：確如所言，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國家，傳統、國民性、社會現狀也錯綜有別。政治體制也好，社會規則也好，但總有這種況出現，譬如在某國被作為正義或常識所認可的東西，在另一個國家可能被視為完全相反的東西。那是完全沒有考慮到人家（別國）的國情，這種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想法是要不得的。去年六月，我初訪古巴，會見了國家領袖卡斯特羅。此行是一個令我不斷思考的旅行，我謹舉出其中的一點來談談。

　　眾所周知，美國將社會議國家的古巴視為「喉中刺」、「眼中釘」。但是，社會主義也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說得清的。在古巴的「精神之父」霍桑·馬爾迪的思想中，也不是那麼簡單地構思（詮釋）社會主義的，而是將之賦于更廣義的「自由」之意義。然而，古巴有過所謂巴的斯達政府「掛著革命政權招牌的腐敗墮落」，這種痛苦的經驗令古巴人難忘。針對于此，卡斯特羅政府曾驕傲地自誇廉潔清貧，是「沒有前蘇聯時代的特權階層的社會主義政權」。如果無視這種非如此做就不行的古巴之特徵和特質，而僅僅因此宣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對之封殺，採取敵對、敵視的態度，對這種做法，我是有所保留的。

　　金庸：我充分理解您的看法。

　　池田：歷史上，美國總是過於自信（什麼事都得由自己人來做），總之有一種動輒就要敵我分明的傾向，那是素來重視自主獨立的美國人國民性的一點表現吧……例如，美國對古巴強化實行經濟制裁，最近又通過了《赫爾姆斯·勃頓法》。因為古巴政府曾沒收那些從古巴亡命美國的古巴人的土地而作為國有。另一方面，古巴實行經濟開放後，外國資歷本源源不斷進入古巴。此「法」就是針對那些租借古巴土地及買下那些土地的外國公司，禁止他們的公司在美國營業，也不發給他們的職員入境美國的簽證。在伸張民主主義正義的同時，如果以更廣闊的多視角的人生哲學來看，這種敵意反倒是因為不信任的根紮得太深的緣故。對那些一味強調「這不容置疑是正確的」的論點，坦率而言，我是非常懷疑的。關於古巴的問題，對於歐洲諸國也好，美國也好，都是十分嚴峻的問題。歸根結底，這個雖然只有一千萬人口的島國，卻敢與全世界的超級大國美國分庭抗禮，四十四年間從不屈服，而且至今猶然。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中南美洲諸國的民眾對美國正暗暗反感，反而對古巴漸抱同情。當作如是觀。話扯得遠了，請原諒。

　　金庸：這是語重心長之話！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收回香港，是充滿敵意和反感的，不但是英國，而且更有美國、西歐、澳洲、加拿大等等。不但是政府當局，更有傳播媒介、報章、雜誌，新聞記者、編輯、作家……他們認為一個自由的城市淪入了共產主義者之手，是民主的悲劇，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悲劇。於是一切報道和預測，都根據於他們的價值判斷和情緒、偏見。日本的傳媒也並無例外，他們不來作實地考察，而憑著自己主觀的意願而寫作，於是強調「九七」之後香港必會混亂，人心動盪而痛苦。

　　池田：適如您所指出的，這是揮之不去的「預測」和「偏見」，或許正如「隔岸觀火」。

　　金庸：人心動盪是有理由的，信心不足，那也不錯。至於「97之後必定混亂」，那就不見得會是事實。「97」還沒有到，大家都只是推測。我是憑著對香港的充分瞭解，對中國政詒的瞭解而作出這樣的判斷。先生是憑著對香港人的瞭解，對香港的厚愛而作出這樣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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