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4)_金庸

四

　　池田：1997年7月1日，這個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正快步向我們走來。不僅僅是香港的各位朋友關注這個日子的到來，這也是全世界為之矚目的「歷史之日」。

　　金庸：我亦與先生同感。

　　池田：對中國充滿著元限熱愛的湯恩比博士曾經說過：「中國之於世界，已經從世界的東半球擴展到全世界了。」他對於中國，不僅期待她肩負著不單止亞洲。而且是整個世界的未來的使命，這個期待又是多麼的深沉。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有著很大的機遇，其中的一個關鍵之所在就是臨時香港。也可以說，正如同身體中的心臟部分，而亞洲的心臟就是香港。香港的將來，不但關係到亞洲，而且關係到「世界的將來」因此，其所引起的關注特別大。確實，有一部分人抱著香港歸還中國之後將會出現混亂的預設想法。但是，我自己從前曾數度訪港，對香港有耳濡目染的實際觀察，我認為香港人具有無窮的旺盛活力。

　　金庸：池田先生對香港懷有極大的善意和關懷，令人感動。這種好意，在您於1988年寫於香港半島酒店的一首詩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其中一節是：

　　我的思念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曾離開過香港因為我一直堅信這裏正是亞洲幸福的光源是世界和平的港口懷著重要使命的天地。

　　池田：不敢當，先生過譽了。在不幸的命運的去配下，儘管經歷了時代的驚濤駭浪，在這樣的艱難的旅途中，香港卻創造了「奇跡」。在這個「繁榮之港」的熱氣騰騰之中，認置身其中，也會為之發出驚歎。「百聞不如一見」，只要去看看銅鑼灣那熱鬧的盛況、摩肩接踵的旺角街市，就可明白此言不虛。具有在逆境中反敗為勝的勇氣，對於任何困難都能靈七地對付，使自己的能力盡可能得以發揮的智慧。可以說，踏實地的「人的活力」，這就是香港之寶。只要不失此寶，香港就得以無限的發展和成長，那是不爭的事實。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事發生，香港人都會積極地面向未來，面對著自己已知和未知的處境，將自己的能量發揮出來，以對付各種挑戰吧！我對香港人明天會更好充滿著信心。

　　池田：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明天」抱有什麼預見呢？請先生指教。

　　金庸：正如池田先生提到：日本傳媒散播一種論調，認為香港回歸中國後人心不安，將引起混亂。池田先生對此不以為然，您對香港人明天會更好充滿了信心，我也來談談對「香港的明天」的看法。

　　池田：請賜教。

　　金庸：未來情況是很難預測的，無論如可應以大量的事實作為根據。任何預測總不免是假設與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準確。我在報刊上撰寫政論，歷時三十餘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預測」，常常公開對未來事情的發展提出明確而肯定的判斷：這件事將來一定如何如何，絕對不可能有同的發展。

　　池田：正因為先生您是這樣的一位言論大家，才有此洞見。

　　金庸：謝謝您的鼓勵，幸運得很，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業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

　　池田：為了讓日本世的讀者也能瞭解，切望能舉出犖犖大端之一，向我們作個介紹。

　　金庸：其實重要的預見也並不多。我在「文革」開始不太久之後，就推斷將來毛澤東定會整肅林彪，寫了社論《自來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測在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很快就會被逮捕甚至被處死，文章題目為《不知往哪兒躲》，說江青目前權勢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澤東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躲」了，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當年中國對越南交戰，我曾預測中國佔領若干土地、對越南當局給予教訓後必定撤退，對於進軍到何地為止，何時撤兵，都有大膽預測，結果幸而言中。對於香港的前途，我比較重要的一個推測（在1981年2月26日的《明報》社評中發表），是中國當局會決定收回香港，大概會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佈，同時並宣佈香港現狀今後不變。事實是，中國政府的確於1982年宣佈，定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十五年。這些我決不敢自負，只是運氣好，恰好碰中了而已。

　　池田：實際上在1982年決定了香港的歸還祖國，全部與金庸先生的預見所證實，令人欽佩。能對狀況作出正確的判斷。想來沒有什麼比先生自身的「歷經困難時代的經驗」更重要的吧！先生以前會見中國共產黨江澤民總書記時，江總書記曾說過：「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也都是抗戰勝利前後，和解放以前上大學的，都經受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險和困苦。」

　　金庸：嗯，這次會談的情況曾刊載在《明報月刊》上。

　　池田：「都經受過民族與國家的艱危和困苦」——因此，鍛就了洞見未來的火眼金睛。回顧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辛勤地建立新國家的，就是被稱為「維親元勳」們，在許多時候，他們都能正確地對狀況作出判斷。我對於所有的戰爭都是絕對反對的。在日俄戰爭時，日本的政府領導人並未曾抱能戰勝大國俄羅斯的夢想。由當初發的考慮「怎樣結束戰爭」，到「何時，以什麼樣辦法結束呢？」「請哪一位來斡旋取得和平呢？」等等細緻而又冷靜地思考。然而輿論卻是甚囂塵上的「主戰論」、「積極論」，更指責政府為「無能」、「軟弱」。那種冷靜透徹的現實判斷，也只有經歷過產生幕末、維新的生死存亡的夾縫才有可能。也即是受過十分的苦難、刻骨銘心方知現實，所以，才可以對事情作出正確的判斷。

　　金庸：說得對。我也同池田先生有一樣的感受。

　　池田：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那些出類拔萃的先賢能相繼凋零之後，日本就開始頭腦發熱燮羞「夜郎自大」般的狂妄。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等，激侖矛盾，使中斬反日、排日運動一夜之間迅速高漲，正是這種不自量力的「夜郎自大」的典型。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驅使人民迷信毫無展望的「總有一天神風勁吹」等與現實相脫離的國家指導來相比，真不能想像他們與維新的領袖們為同一個國家的指導者。人，尤其是領導人，最重要的是要親歷苦難。金庸先生與我都愛好的作家吉川英治曾說過：「歷盡苦難方能成器。」這實在是一句至言（真理）。尤其是年輕的人，我想將此句至言贈送他們作為座右銘。只有吃得苦中苦，才可以磨煉他們匠人格和見識，才能鍛煉他們的人格和見識，才能鍛煉和培養他們具有正確判斷現實、富有遠見的眼力。不管是國家、社會還是團體，只有在真正經歷苦難磨煉的一工人中才能找出舵手，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是聽到金庸先生剛才所說才有感而發的。

　　金庸：哪裏、哪裏。預測香港的前途並不太難，因為主要的根據是中國領導當局的決策，而決策的內容與各種因素並無機密，基本上是可以瞭解的。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

　　池田：歷史是最好的見證啊！

　　金庸：英國經過鴉片戰爭而割占香港，是西方帝國主義者侵略中斬首舉，任何中國人在談論國事、關心民族前途之時，無不為之痛心疾首，認為是奇恥辱。只因為後期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更加直接而急遽，中國人才將抗敵禦侮的目標，從英國轉成為日本。但愛國人士提到雅片戰爭和香港，無不痛心疾首。

　　池田：先生真是明察之至。想來是背負著漫長的歷史，以此引以自豪的民族才會這樣。日本的「攘夷論」，據聞也正是在對殖民地被支配的背景下才出現的。只有踏足於被外國人侵略的國士時，背負慟哭的痛史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滋味。

　　金庸：記得我在小學念書時，歷史老是講述帝國主義欺壓中國的兇暴。講到鴉片戰爭，中國當局中如何糊塗無能，無數兵將英勇抗敵，但槍炮、軍艦不及英國以致慘遭殺害，他情緒激動，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學們大家跟著他哭泣。這件事在我心中永遠不忘。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長期在香港居住的人例外）對於「收回香港」，自然瓜在是「天經地義」，「即使要我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絕對不需要考慮」。

　　池田：這使我想起文學家魯迅先生當年在日本仙台的醫科學校留學時的故事。魯迅在學校中看到放映日俄戰爭時的幻燈片，有一個中國人無緣無故地被日本軍人處以死刑。被虐待的是中國人，驕橫跋扈的是日本人。頓時，魯迅感到無限屈辱和悲憤——那無疑是所有中國人的想法。讀到記錄，金庸稱生在同江澤民總書記會談時，江總書記也談到魯迅的這些話：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絕對不會屈服，從苦難挺起，勇敢地前進。

　　金庸：江澤民先生是引用了魯迅這句話最後的部分，強調「中國人是有脊樑的」。因此一說到「民族大義」，一般中國人對於收回香港一事決無第二種意見，但考慮到「利於國家」的實際問題，事情就不是這樣簡單了。

　　池田：說得是。

　　金庸：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曾利用香港作為收集捐款和接濟物資的所在。不少重要人物通過香港以逃避敵人的追捕而進入內地，香港曾成為抗日宣傳、反國民黨宣傳的基地，許多宣傳品、出版物在香港印刷而進入內地。在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派遣志願軍支援北朝鮮，和以美軍為首的十四個國家聯軍血戰數年，長期僵持。當時中國受到聯合國的封鎖禁運，軍隊所需的許多通信器材、醫藥用品等等依賴從香港走私輸入，對於「抗美援朝」之戰起了很大作用。後來中共與蘇聯交惡，戰爭如箭在弦，一觸即發，香港對於中國的戰略上又具極大重要性了。中蘇如果說爆發大戰，上海、天津、大連、寧波、廈門、湛江等等港口必遭轟炸破壞，所有依靠外來支援的物資全部無法運入。香港由英國統治，是中立港，蘇聯海空軍不能攻擊香港。中國就保持了一條寶貴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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