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2)_金庸

二

　　▼不曾識面早相知

　　金庸

　　抗戰期間的一個暑假，大學的同學們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無家可歸的同學住在校裏。天氣炎熱，大太陽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運動，我只好在教室裏埋頭讀書。讀的是《資治通鑒》和H.G.Wells（威爾斯）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世界史綱》）。《資治通鑒》是中華書局出版的線裝本，字體很大，薄薄的書本拿在手裏頗有古典之樂。《世界史綱》是大開本的插圖本，既厚且重，必須攤在桌上，一面欣賞書中的圖畫，同時欣賞威爾斯以漂亮的文筆敘述世界史事。讀得倦了，便大汗淋淳地蜷曲在窄窄的長凳上睡覺，醒來再讀。長凳只有半尺來寬，就是《阿Q正傳》中所說的那種「條凳」，睡了一個暑假居然而從來沒有在夢中掉下來過。此時回思，我在《神雕俠侶》中寫小龍女在一條縣空的繩子上睡覺，靈感或許自此而來。那個暑假以中西兩部精彩的歷史書為伴，過得充實而快樂。

　　後來看到一篇文章，是英國一位歷史學教授批評威爾斯那部著作的，說他處理歷史事實不夠嚴謹，證據尚未充分便下結論，不符合學術上公認的規矩。我對這篇嚴酷的批評很是信服，深深感覺到做學術研究和寫漂亮的文章是兩回事，也覺得《通鑒》中司馬光任意揮灑、曲雅優美的文筆，也恐怕是裝飾了不少可能未必符合真相的史實。

　　抗戰勝利後從西南回到故鄉，在上海西書店裏買到一本A.Toynbee（湯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ory（《歷史研究》）的節本，廢寢忘食地誦讀了四分之一後，頓時猶如進入了一個從來沒有聽見過、見到過後瑰麗世界，料想劉姥姥初入大觀園，所見所聞亦不過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學問，這樣的見解。湯恩比根據豐富的史實而得出結論：世界上各個文明所以能存在，進而興旺發達，都是由於遇上了重在的挑戰而能成功應付。我非常信服這項規律。這本書越是讀下去心中一個念頭越是強烈：我如能受湯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學生，此後一生即使貧困潦倒、顛沛困苦，最後在街頭倒斃，無人收屍，那也是幸福滿足的一生。

　　來到香港在《大公報》工作，工餘就著手翻譯湯恩比博士這部大著的節本（他這部大著共十二卷，當時還未寫完），因西洋史的修養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倫、波斯中亞的部分）而遇上困難時，就自行惡補而應付之，我把這些困難都當作是湯恩比博士所說的「挑戰」。後來因為工作上的需要，轉而去翻譯幾本與中共革命戰爭、朝鮮戰爭有關的時事性書籍，把《歷史研究》擱下了，更後來見到陳曉林史的譯本在臺灣出版，年輕時開始的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棄。

　　此後數十上中，凡是湯恩比的著作，只要能買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來細讀，包括《文明受考驗》、《戰爭與文明》、《從東到西——環遊世界記》、《對死亡的關懷》等書，以及他與池田大作先生《對話錄》的英文本。

　　讀《對話錄》時，我已讀了不少馬列主義的著作，對湯恩比過分推崇基督教精神的看法有了比較清醒的保留，不再像以前那樣無條件的拜服，不過對於兩位先生淵博的知識、悲天憫人的寬廣胸懷，還是佩服不已。在北京大學授我以名譽教授的榮銜時，我得知日本有好幾位名人曾獲得提名，但未蒙學校的教授會通過，我感愧之中，聽說池田大作先生是我的前輩，感到又多了份榮幸。

　　後來《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建議我和池田先生對話，我自然欣然同意，但恐自己名望與學養不相稱，有點不敢當。此後和池田先生對話以及在香港與在日本和他交遊，感到不但是知識上的交流，也是精神與友情的重大享受。我們並不是在一切問題上意見都是一致的，但我衷心欽佩他堅決主張日本應對侵略中國一事認錯道歉，佩服他力抗日本右派分子的恐嚇與攻訐而堅持正理的大勇，佩服他為促進世界和平、各國人民文化交流所作的不懈努力。

　　對話是即興進行的，有時是在餐席之上，有時是在茶之際，有時正在欣賞山水之秀、庭園之美。我個人由於學識淺陋，隨口說話往往未經深思熟慮，錯誤與不足之處甚多，敬請讀者諸群指教。我這些淺見若不是依附于池田先生的珠玉之後，原不足以趕著出版，以紀念北大百年校慶，但我們兩人崇敬學術的尊嚴與開放，尊敬學術研究，盼望學術與教育的進步對世界、社會、人民作出有益貢獻，這份心意，和我們所引以為榮的「北大精神」是全然相符的。

　　想到池田先生時，腦中常出現清人趙翼在伉州西湖贈給袁枚的一首詩，「不曾識面早相知，良會真成意外奇，才可必傳能有幾（指對方）？老猶得見未嫌遲。」中國人常說「相見恨晚」，但如能同見到池田先生那樣言語投機，一見如故，也就「未嫌遲」了。

　　在對話及書信中，池田先生常有過譽，我本來是萬萬不敢當的，請讀者們理解為日本長者重視禮貌的習慣作風就可以了。

　　（謹對對話進行時作口譯的周崎先生、筆譯的孫立川先生、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理事長李剛壽先生、執行編輯甄豔慈小姐各位深致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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