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165)_羅曼·羅蘭

一六五

　　最怪的是，這些人在口頭上是懷疑主義者、色情主義者、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但一行動起來，卻立刻成了狂熱主義者。最附庸風雅的人，一旦權到手，便把令來行，都成了東方的小暴君；他們喜歡指手畫腳，已經成了癖好，不肯給人一點自由；他們只有懷疑主義的精神，卻有專制主義的天性。當年最大的專制君主路易十四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強大機構，一旦落到他們手裡，哪能不利用，甚至不濫用呢？結果就產生了外表上的共和政體，實質上的帝國主義；最近幾年更移花接木到宗教上，就有了不信天主的天主教。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政治家只想控制物質——我的意思是說財富——他們幾乎不管心靈，因為心靈不能轉化為錢幣。但是另一方面，心靈也不管政治，政治不是高不可攀，就是低不可就；在法國，政治是工商業的分支，有利可圖，但不正當；知識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識分子——但是近來政客和知識階層中的敗類開始接近，不久就勾結在一起了。一股新勢力走上政治舞臺，他們竊取了所謂思想的絕對控制權，自稱是自由思想家，他們和另外一股勢力同流合污，那股勢力也把他們當作專制政治的御用工具。他們聯合的目的並不是要打倒教會，卻是要取而代之；事實上他們也組織了一個自由思想的教會，有自己的教理、儀式、洗禮、聖餐、婚禮、地區教規、全國主教會議，甚至在羅馬還有全體教會合——總會。

　　這成千上萬的可憐蟲一定要擠在一起才能「自由思想」？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實，他們的思想自由不過是借理性的名義，禁止別人的思想自由而已，他們信仰理性，就像天主教信仰聖母馬利亞一樣，卻都沒有想到：理性和聖母本身並不值得信仰，信仰的根源遠在理性和聖母之外。正如天主教會有它的僧侶大軍和宗教團體，不聲不響地滲入了民族的血液，散播它的毒素，破壞一切生機勃勃的對手，反天主教教會也有它的共濟會員，還有它忠誠的告密人員，每天都從法國各地把秘密報告送到它的「大東方」總部，總部又都忠實地記錄在案。共和國政府暗中鼓勵這些乞求佈施的僧侶，這些信仰理性的耶穌會員，去做該死的間諜工作，使得軍隊、大學、所有的國家機關都恐慌萬狀；政府沒有發覺他們似乎在為它效勞，目標卻是慢慢地取而代之，而它也漸漸走向不信神的神權政治，和控制巴拉圭的耶穌會不相上下。

　　克裡斯托夫在羅孫家見過幾個耶穌會員。他們都是一個比一個更盲目的拜物教徒。目前，他們興高采烈地把基督從審判庭裡搬了出來。他們以為砸爛了幾個木偶就是打倒了宗教。還有人剛從天主教手裡搶過聖女貞德和她的旗幟，就想獨自霸佔，據為己有。一個新教會的神父是和法國舊教會作過戰的將軍，他剛發表了一篇反教會的演說，歌頌古高盧的民族領袖范生依多利，自由思想派還立了一座銅像，說他是人民的兒子，是第一個捍衛法蘭西對抗羅馬（教會）的英雄。一個海軍部長為了清理艦隊，氣氣天主教徒，把一艘巡洋艦命名為「歐納斯德·勒南」。另外一些自由思想派以淨化藝術為己任。他們要刪改十七世紀的古典文學，不許用上帝的名字來玷污拉封丹的《寓言》。他們也不許上帝出現在古代音樂中。克裡斯托夫還聽到一個年老的激進派——歌德說過：「老了還激進是荒唐透頂。」——憤憤不平地說：居然有人膽敢在流行歌曲音樂會上演出貝多芬的宗教歌曲，他一定要求改換歌詞。

　　還有一些更激進的人，要求簡單乾脆地取締一切宗教音樂，關閉講授宗教音樂的學校。一個藝術學院院長被認為是外行中的內行，他徒勞無功地解釋說：「你送一個人到兵營裡去當兵，也得一步一步地教他用槍，教他射擊。教年輕的作曲家也是一樣，他滿腦子亂七八糟的思想，一下子怎麼整理得出一個頭緒來？」他膽大妄為地胡說八道，自己聽了也嚇一跳，每說一句就趕快聲明：「我是個老牌的自由思想家……我是個老牌的共和黨人……」他甚至厚顏無恥地說：「管他佩戈勒斯的作品是歌劇還是彌撒音樂，那有什麼關係？只要他作的曲子是人的藝術作品，那就夠了。」但對方反駁這個「老牌的自由思想家」、「老牌的共和黨人」說，音樂可以分兩種：「一種是在教堂內唱，另一種是在教堂外唱的。」教堂音樂是理性和國家的死對頭，所以國家的理性要取締它。嚴密的邏輯駁得這個院長無言對答。

　　這些傻瓜的謬論本來只是好笑，並沒有什麼危險，但他們偏偏得到了一些貨真價實的後臺老闆支持，這些後臺也和他們一樣——甚至比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狂熱地迷信理性。托爾斯泰談到過在宗教上、哲學上、政治上、藝術上、科學上，都有一種風行一時的「傳染病般的影響」，「人們受到影響時毫不自覺，只覺得它頭頭是道，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因為身在影響之中；一直要等到擺脫了這種影響，才會看出它是多麼荒唐可笑」。

　　就是這樣，人們狂熱地愛好過鬱金香，迷信過巫術，文學風氣也脫離過正軌——理性的宗教也是件荒唐事。無論上智下愚，從眾議院的「獸醫」到大學裡的天才，全都信仰理性。但上智的信仰比下愚的迷信更危險得多；因為傻瓜盲目樂觀，兔子的尾巴長大了；天才的神經繃得緊，受到狂熱的悲觀思想磨煉，鋒刃越磨越尖，對天性和理性的根本對立，不存任何幻想，因此，越發拼命支持抽象的自由和抽象的真理，去和惡劣的天性作鬥爭。

　　這實質上是加爾文派、揚山尼派、雅各賓派的理想主義，是一種古老的信念，認為人是壞得不可救藥的，只有高高在上、毫不留情的人類精英才能義不容辭地粉碎人的邪惡，因為精英的呼吸就是理性——那是上帝的精神。這是法國人的一種典型，富有法國風味，是那種聰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國人。他是一塊硬得像鐵的金剛石，什麼也穿不透，碰到什麼就砸爛什麼。

　　克裡斯托夫在亞希·羅孫家和幾個理性的狂人談話之後，反倒莫名其妙了。他對法國的看法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本來隨著潮流，以為法國人是個沉著冷靜，容易相處，寬宏大量，熱愛自由的民族。現在他卻看到一些抓住抽象觀念不放，糾纏邏輯成了病態的狂人，總說別人不符合三段論法，而把人家當成邏輯的犧牲品。他們口口聲聲大談自由，其實根本不懂自由，並且不能容忍自由。隨便在哪裡也找不到比他們更冷酷無情，更專橫霸道的性格，他們因為熱愛理性，自以為是，永遠覺得自己有理。

　　不止一個黨派是這樣。所有的黨派都差不多。凡是不同於他們的政治公式或宗教公式的，不同於他們的國家、地區、集團，或狹隘頭腦的，無論太過或是不及，他們全都置若罔聞。有些反猶太的人花費了一生的精力，把仇恨發洩在有錢的特權階層上，因為他們恨猶太人，就把他們恨的人都叫作猶太人。有些國家主義者恨外國——在他們發善心的時候，他們只瞧不起外國，也就罷了——而在國內，他們卻把一切不同政見者叫作外國佬、賣國賊，或是叛國分子。

　　有些反對新教的人，自騙自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國人，或是德國人，恨不得把他們全都驅逐出境。有一些西部人排斥萊茵河以東的一切；有一些北方人排斥盧瓦爾河以南的一切；而南方人卻把盧瓦爾河以北的人叫作蠻子；有人以日耳曼族為榮；有人以高盧族為榮；而狂人中最狂的是「羅馬人」，他們居然認為祖先打了敗仗也值得驕傲；還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費利伯人、阿比喬亞人、卡本特拉人、甘佩柯朗丹人，每個人都自以為是，把「自己」當作貴族頭銜，不容許別人不同於自己。對這樣的孬種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不聽講道理；他們生來不是燒死異教徒，就是被別人當作異教徒燒死的。

　　克裡斯托夫心裡想：僥倖這個民族建立的是個共和國，這些小霸王只能自相殘殺。萬一他們中有一個當了專制帝王，那別人就沒有多少自由的空氣好呼吸了。

　　他不知道信仰理性的人有一種品質可以補救他們的缺陷——那就是前後不一致。

　　法國政客也是一樣。他們的專制主義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制約；他們不斷在兩個極端之間搖來擺去。如果他們在左邊依靠思想上的狂熱分子，在右邊他們就依靠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者。和他們混在一起的是一夥社會主義的票友，小小的投機分子，他們在取得勝利之前絕不參加戰鬥，只是緊緊跟在「自由思想」的大軍之後，每次取得勝利，他們就撲向對方的殘兵敗將，分享勝利的果實。這些信仰理性的人並不為理性而奮鬥……「雖不為你奮鬥，這樣還是為你」……這些唯利是圖的世界主義者興高采烈地踐踏本國的傳統，他們推翻一種信仰，並不是為了破舊立新，而是要建立自己，取而代之。

　　克裡斯托夫在這裡又碰到了呂西安·雷維-葛。知道呂西安也是社會黨人，他並不太感到意外。他簡單的推理得出了一個結論：一定是社會主義穩操勝券，呂西安才會來參加的。他不知道呂西安有本事，在敵對的陣營裡也一樣受歡迎，他甚至結交了最反對自由的政治人物和藝術家，還包括反猶太的人物。克裡斯托夫問亞希·羅孫：「你們黨內怎麼容得下這種人？」

　　羅孫答道：「這種人多麼有本領！再說，他是在為我們工作，他是在破壞舊世界。」

　　「我看得出他在破壞。」克裡斯托夫說，「他破壞得這樣厲害，我不知道你們將來用什麼來建設。你能肯定剩下來的木材夠蓋新房子嗎？我看蛀蟲已經鑽進你們的建築工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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