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世界(69)_奧爾德斯·赫胥黎

六九

　　▼第四章　民主社會中的宣傳

　　「歐洲的信條是，」傑弗遜寫道，「由人組成的團體一定會逾越秩序與公義的界限，只能由權威施加獨立于他們的意志之外的武力與道德才能維持秩序與公義……而我們（美國新民主體制的締造者）則相信人是理性的動物，生來便擁有天賦的權利和正義感，能約束自己不做壞事，將有節制的權力交托於他們自己選出的人手中，由他們保護自己的權利，並自願履行職責。」後弗洛伊德時代的人會覺得這番話精緻典雅，富於感染力。人類並不像十八世紀的樂觀主義者所想像的那麼理性和天生懷有正義感。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像二十世紀的悲觀主義者想讓我們相信的那麼道德敗壞或毫無理性可言。雖然有本我和無意識，雖然神經官能症與智商低下十分普遍，大部分人或許正派講理，能夠被信任，能夠去實現自己的命運。

　　民主制度是在尊重個體自由和主動性的基礎上協調社會的機制，並讓國家的統治者的直接權力臣服於被統治者的最高權力。事實上，在西歐和美國，總的來說，這些制度一直運作有效，證明十八世紀的樂觀主義者們並非錯得很離譜。人類很有可能管好自己，並更好地實施自治，但或許不會像被「獨立於他們的意志之外的權威」所統治那樣有如機器般高效。很有可能，我要重複一遍，因為「很有可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

　　沒有人能夠突然間從專制統治下的順從狀態過渡到完全陌生的政治獨立狀態，還能實現民主體制的運作。而且，經濟蕭條的人民很可能無法通過民主制度實現自我統治。自由主義只能在繁榮的環境裡才能夠蓬勃發展，而隨著經濟步入蕭條，政府必須進行更加頻繁而猛烈的干預，從而導致民主的式微。正如我說過的，人口過多和過度組織化是促使民主制度無法有效運作的兩個因素。於是，我們看到，在某些歷史條件、經濟條件、人口條件和技術條件的作用下，傑弗遜筆下天生擁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力和懷有正義感的理性的動物將很難去發揮他們的理性，倡導他們的權利，並在民主社會裡做一個公正體面的人。我們西方人非常幸運，能夠擁有實施自治的偉大實驗的機會。

　　不幸的是，最近的情況變化似乎表明這個彌足珍貴的機會正逐漸從我們手中被奪走。當然，這並不是真相的全部。個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敵人並不只是這些盲目的非人格化的力量。還有另外一些並不那麼抽象的力量，可能會被追求權力的個體有意使用以對同胞實施部分乃至全面的控制。五十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糟糕的舊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了，折磨、屠殺、奴役、迫害異端已經成為了過去時，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對於那些戴著高禮帽，乘火車出行，每天早上洗澡的人來說，這些事情已經不是問題了。畢竟，我們已經生活在二十世紀。幾年後，這些每天洗澡、星期天戴著高禮帽去教堂的人就犯下了愚昧的非洲人和亞洲人做夢都想不到的罪行。以近代史為參照，以為這種事情不會再次發生是愚蠢的。無疑，它能夠，而且將會再度發生。但在不久的未來，有理由相信《一九八四》裡的那些懲罰手段會讓位于《美麗新世界》裡的強化和操縱手段。

　　宣傳可以分為兩種——理性的宣傳號召與發言人和聽眾的正當的自我利益一致的行為，但非理性的宣傳並不與正當的自我利益一致，而是訴諸激情，並由激情主宰。就個人的行動而言，有的動機比正當的自我利益更加高尚，但是，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當必須採取集體行動時，正當的自我利益或許是最有效的動機。如果政治家和他們的選民的行動總是在倡導實現自己或國家的長期利益，這個世界將會成為人間樂園。

　　而實際的情況是，他們的行動總是有悖自己的正當利益，只是為了滿足最不體面的激情。結果，這個世界就成為了悲慘之地。號召與正當的自我利益一致的行為的宣傳訴諸理性，通過基於當前所能獲得的完整而忠實的證據進行合乎邏輯的辯論。而號召由卑劣的自我利益所驅動的行動的宣傳提出的是斷章取義的虛假的證據，回避符合邏輯的辯論，試圖通過簡單地重複口號，氣急敗壞地斥責國外或國內的替罪羊，狡猾地將最卑劣的激情與最崇高的理想勾兌了去影響受騙者。因此，暴行以上帝為名義被奉為不朽的功績，最自私卑劣的現實政治被奉為宗教準則和愛國責任。

　　用約翰·杜威^①的話說：「重塑對普遍人性本質的信仰，對人性的潛能的信仰，對人性以及對理性與真理作出回應的力量的信仰，是比展現物質成功或虔誠地崇拜某種特別的法律和政治形式更可靠的對抗極權主義的壁壘。」我們都擁有回應理性和真相的能力，但不幸的是，我們也有回應非理性和虛偽的傾向——特別是在虛偽能喚醒愉悅的情感，或利用非理性勾起我們內心深處的原始的非人性的回應的情況下。

　　﹛①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

　　在某些領域，人類學會了堅持理性和真理。學術文章的作者不會去喚起同行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激情。他們根據自己所瞭解的所有知識去詮釋某一方面的真理，理性地解釋他們觀察到的事實，而且通過與別人進行理性的辯論去支持自己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物理科學和技術的領域很容易實現，但在政治、宗教、倫理的領域則很困難。在這些領域，我們總是無法把握相關事實。

　　至於事實的含義，那當然取決於你選擇哪一個思想體系進行詮釋。理性的找尋真相的人所遇到的困難並不只是這些。在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層面，總是發生的情況是，沒有時間去收集相關的事實或權衡它們的意義輕重。我們只能被迫在證據並不充分和不如邏輯那麼可靠的感覺的指引下行事。懷著最好的善意，我們不能總是完全符合真相或一直保持理性。我們能夠去做的，就是在情況允許之下，盡可能符合真相和保持理性，並盡我們的能力對別人提供給我們的有限的真相和不完美的推理作出回應。

　　「沒有哪一個愚昧的國家能夠保持自由，」傑弗遜說道，「過去如是，將來亦如是……沒有信息人民就沒有安全。在媒體自由的地方，每個人都有識字能力，所有人都會平安無事。」同一時期，在大西洋對面，另一個理性的熱情信徒有著幾乎相同的想法。約翰·斯圖爾特·穆勒^①在寫到他的父親——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斯·穆勒^②時曾道：「他完全依賴於理性對人類思想的影響，如果所有人都能夠理性行事，所有人都會受益。

　　﹛①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
　　﹛② 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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