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90)_狄更斯

九〇

　　▼第六章　勝利

　　這個由五名審判員、檢察官和堅決的陪審團組成的可怕的法庭，天天開庭。每天傍晚發佈他們列出的名單，由各監獄的看守長向囚犯們宣佈。看守長常說的笑話是：「裡面的人，出來聽念晚報！」

　　「查爾斯·艾弗勒蒙德，又名達奈！」

　　於是福斯監獄終於開始念晚報了。

　　叫過一個名字，叫那個名字的人就走到一邊，站到留給那些被宣佈為上了死亡名單的人的地方。查爾斯·艾弗勒蒙德，又名達奈的，當然知道這一慣例：他見過好幾百人這樣離開人世。

　　那位腫脹的看守長，戴上閱讀用的眼鏡，向他們看了一眼，拿准了自己已就位，便念起名單來，每念一個名字，就稍停頓一下。一共二十三個名字，卻只有二十個人回應；原來其中一個被傳喚的囚犯已死在獄中，被遺忘了，那兩個也早已上了斷頭臺，也被遺忘了。名單是在那圓拱頂的廳裡宣佈的，達奈剛到那天晚上曾在這裡見過那些難友。他們全在那次大屠殺中喪生，無一倖存；此後他為之擔著心告別的每一個人，都死在斷頭臺上。

　　大家匆匆說了幾句告別的親切的話，但告別很快結束。這是每天都發生的事，而且福斯監獄這個社會，又忙於準備那天晚上玩的輸者受罰的遊戲和小音樂會。他們湧向柵欄門，流下眼淚。但在籌備的娛樂活動中有二十個空缺必須找人補上，而且離上鎖的時間本來就不多，到時候公用的房間和過道就要交給幾條大狗通宵看守。囚犯們並非草木，無知無覺；他們的行為方式，是由當時的條件造成的。同樣（儘管有細微的區別），有一種熱情或激情，無疑大家都知道，導致一些人毫無必要地去冒上斷頭臺的危險，而且死於斷頭臺，這不僅僅是自負，也是受到狂熱震撼的群眾情緒的狂熱感染所致。在鼠疫流行的季節，有些人往往有一種受這種病吸引的隱秘傾向——一種想死於這種病的可怕的一時的傾向。我們心裡都隱藏著這種不可思議的念頭，只需要喚起這些念頭的環境。

　　通往法庭監獄的過道又短又黑；住在那個監獄的鬧寄生蟲的牢房，那天晚上又長又冷。第二天，在傳喚查爾斯·達奈之前已經審了十五個囚犯。十五個都判死刑。只用了一個半小時就全部審理完畢。

　　「查爾斯·艾弗勒蒙德，又名達奈。」終於傳喚他出庭。

　　審判員戴著裝飾了羽毛的帽子坐在審判席上；此外，就是戴有三色帽徽粗呢紅帽子的佔優勢。他瞧著陪審團和騷亂的觀眾，可能認為世道常規顛倒了，重罪犯在審判誠實的人。總少不了那份卑下，殘酷和惡劣的城市裡最卑下，最殘酷和最惡劣的人，卻是左右現場的人物：吵吵鬧鬧地對判決說長道短，或鼓掌叫好，或表示不贊成，或作預測，或起哄催促，肆無忌憚。男人們，大部分都帶著各式各樣的武器；女人們，有的帶著刀，有的帶著匕首，有的一邊看一邊吃吃喝喝，不少人在編織。

　　在編織的女人當中，有一個胳膊下還夾著一塊備用的編織的東西。她在前排，她旁邊那個男人，從他過那個關卡以後就沒有見過，但他馬上想起來，是德法日。他注意到，她湊在他耳邊悄悄說了一兩次，她好像是他妻子；不過，這兩個人他最注意的是，儘管他們被安置在盡可能靠近他的地方，他們卻不向他看一眼。他們似乎已下定決心在等待什麼，只看著陪審團，別的什麼也不看。馬內特醫生穿著平常穿的樸素的衣服，坐在審判長下首。這個囚犯也看出，他和洛裡先生是那裡與法庭無關的僅有的兩個人，他們都穿著平常穿的衣服，並沒有穿革命派那種粗糙服裝。

　　檢察長指控查爾斯·艾弗勒蒙德，又名達奈，是移民，根據驅逐一切移民，違者處死的法令，應由共和國剝奪其生命。儘管法令上載明的日期是在他回法國之後頒佈的，那算不了什麼。反正他回國了，頒佈了這條法令；他在法國被捕，那就要他的腦袋。

　　「砍下他的腦袋！」觀眾叫道，「他是共和國的敵人！」

　　審判長搖搖鈴要叫喊的人安靜下來，接著問這個囚犯，他在英國住了許多年一事是否屬實？

　　毫無疑問，屬實。

　　那麼，他不是移民？他認為自己是什麼人呢？

　　就法律的意義和精神來看，他希望不是移民。

　　為什麼不是？審判長要求說明。

　　因為，他自願放棄那使他厭惡的稱號，使他厭惡的地位，離開了他的國家——他提出，那是在法庭目前使用移民一詞的意義還沒有通行以前——在英國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生活，而不是靠負擔過重的法國人民的辛勤勞動過剝削生活。

　　他這一陳述有什麼證明？

　　他提出兩個提到名字的證人：西奧菲爾·加貝爾，和亞歷山大·馬內特。

　　但是，他已經在英國結婚了吧？審判長提醒他。

　　不錯，但不是跟英國女人。

　　法國女公民？

　　按原籍，是的。

　　她的名字，她的娘家？

　　「露西·馬內特，馬內特醫生，坐在這兒的那位好醫生的獨生女。」

　　這一回答對觀眾產生了有利的影響。為這位著名的好醫生歡呼的喊聲響徹大廳。群眾受感動如此反復無常，這時幾張兇惡的面孔上馬上淌下眼淚，剛才還狠狠地盯著這個囚犯，仿佛急不可耐地要把他拖到街上宰了。

　　查爾斯·達奈遵照馬內特醫生的一再叮囑，在他的危險的道路上走了這幾步。這同一位謹慎的顧問對他要走的每一步都給予指導，處處都為他作了安排。

　　審判長問道，為什麼他偏偏在那個時候回國，而不早一點？

　　他回答說，他沒有早一點回國，僅僅因為，他在法國除了他放棄的財產，別無謀生的辦法；而在英國，他靠教授法國語言和文學謀生。他在那個時候回國，是因為一位法國公民來信提出緊急請求，這位公民講了由於他不在法國他有生命危險的遭遇。他為了救一位公民，不論冒什麼危險，都要為他作證，說明事實的真相，才趕回國。在共和國看來，這有罪嗎？

　　群眾熱情地叫道，「沒罪！」審判長搖鈴讓他們安靜下來。但不起作用，他們不斷喊著「沒罪！」一直喊到他們自行停止。

　　審判長問那個公民叫什麼名字？被告解釋說，那個公民是他的第一個證人。他還很有信心地提到那個公民的信，說信在關卡上被收繳了，但他毫不懷疑當時就放在審判長面前那堆文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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