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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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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早已拋掉靈魂不滅的信念——甚至對這個說法本身,已經絲毫不感興趣了。我如今能說出我活著的時候不能說出的話——能說出那些使人聽了震驚的事,也是我活著的時候所不能說的事,因為在那時候我自己便會感受到那種震驚,因此就必然會讓自己免受這樣的痛苦。當我們相信靈魂不滅的時候,我們總是有個什麼理由的,倒並非有什麼真憑實據,或者以貌似有理的事作為根據,因為這些我們都沒有。我們所以願意相信這種夢幻,原因還在於——由於我們所不懂得的某種緣故,我們總是希望靈魂不滅。不過我倒並沒有這種希望。我經歷過了今生,這就夠了;至於來生,那是另一次的實驗了。還不是跟這一回一模一樣,換湯不換藥。我對之不存多大希望。要是我能倖免參加這另一次試驗,那就謝天謝地。毀滅對我來說並不可怕,因為在我出生以前我早就試驗過了——一億年前——而且在今生的一個鐘點裡,我所遭到的痛苦,要比一億年中的痛苦加起來還要厲害。世界上另有一種太平、一種寧靜、一種無憂無慮、無愁、無煩惱、無困惑,一種對一億年才有的節日的欣喜與滿足之情。對此,我無限地嚮往和渴望,希望機會一到,便能再享受一次。 可以理解的是,當我從墳墓中向世人說話的時候,這並不是一個靈魂在說話;一切是虛無,一切是空虛,一切是渾渾噩噩;既沒有什麼感覺,也沒有什麼意識,更不知道正在說些什麼;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在說話。因此便可以老老實實隨隨便便地講講,因為無法知道是在引起什麼痛苦、不安或者冒犯。 我一無拘束地談到韋伯斯特,因為我預期我將來的編輯們會有充分的判斷力與充分的慈悲心腸,把本書早一些版本中的所有那些章節一律不予發表,在以後的一個個版本中都不予發表,一直到可能因此而感到痛苦的人全部在墳墓中安息的那一天。不過在這以後,還是要印出來的。這便是我的願望。到那時候,日子已經離得那麼遠了,再也不會對人造成什麼傷害了。 【第四十九章】 在美國歷史上,只有一個軍官擁有一個最高的、莊嚴的、只是一個詞的稱號:「將軍」。也可能有兩個軍官。我記不得了。從美國革命到我們的內戰這段漫長的歲月中,還沒有過這樣的稱號。這是性質特殊的職稱。它不屬我們軍銜的範圍。這只是根據國會通過的法案,根據法案中特別提到的名字才授予的,是不能繼承的,不能由提升而取得的。 這個稱號授予了格蘭特將軍。但是他放棄了這個稱號,成了總統。他如今生命垂危,全國人民同聲哀悼——只要他肯表達他的希望,人們什麼都樂於給他,以表達全國人民對他的感謝。他的朋友們知道,他心底深處的希望是作為將軍死去。在阿瑟先生任期的最後一天①,在國會開會的最後一天,在快結束的時候,提出了授予這個稱號的法案。時間很緊迫。派人匆匆趕往白宮。阿瑟先生匆匆趕到國會大廈。但見一片激奮與緊張的氣氛。這些熱心的事畢竟搞得太遲了。在法案投票聲中,國會的任期滿了。不,已經滿了——幸虧有個細心人把時鐘倒撥了半個鐘點,法案通過了!阿瑟先生馬上簽署,終於派上了用場。這個消息馬上用電報通知了格蘭特將軍。這份電報交到他手裡的時候,我和其他幾個人在場。每一張臉上都露出了興奮與激動——除了一個人,那就是格蘭特將軍自己。他看了那份電報,但是在他鐵一般的面容上毫無一點表情。他感情激動的深度,要比所有在場的人加起來還要深。但是他能控制,沒有表現出來。 ①阿瑟先生:指切斯特·艾倫·阿瑟(1830-1886),美國第二十一任總統(1881-1885)。 在比較次要的一次值得紀念的場合,我曾見到格蘭特將軍掩飾其激動情緒的能耐有多高。那是在一八七九年,在芝加哥,他環球旅行勝利歸來,由芝加哥各界人士以及他指揮過的第一軍——田納西軍——歡宴三天。在一座劇院的舞臺上,我的座位很靠近他,劇院裡擠滿了這個軍活著的英雄們以及他們的夫人。當格蘭特將軍在內戰中的一些顯赫的將軍們陪同下走到前面來就坐的時候,全場起立,歡呼聲震耳欲聾,持續達兩三分鐘之久。臺上的戰士沒有一個不是深為感動的,只除了一個,就是那個被歡迎的人——格蘭特。他臉上的表情毫無變化。 然後頌辭開始。謝爾曼在場,謝裡登在場,謝菲爾德·洛根以及半打軍界著名人物在場。演說家總是把種種光榮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樣傾瀉在格蘭特身上。他們總是走過來,站在他身邊,近距離地把榮譽的尼加拉瓜瀑布從上而下地往他身上倒。但是他仍然無動於衷,仿佛一尊銅像。每一個演說者總是逐個從格蘭特談到謝爾曼,然後談到謝裡登以及其他一些人,把一桶桶熾熱的頌揚之詞往他們身上倒。在這種場合,仿佛總是演講人把一團團火往別人身上倒,而犧牲者總是在烈焰中輾轉掙扎。通過小望遠鏡,在三英哩路外,還可以望得見誰是犧牲者。在烈焰般的一片頌揚聲中,沒有一個人能坐得住,只除了一個人,那就是格蘭特。每十五分鐘,就有尼加拉瓜瀑布一般的頌辭往他身上倒,如是者達兩個半小時。可是一直到這場考驗完了,他還是保持著剛開始就坐時的姿勢。手、腳、頭或是身上其他任何部分,從未移動過。親眼看到一個人在這麼長時間裡坐著一動也不動,心裡什麼都不想,也沒有什麼能打動他,沒有什麼能激動他,這真是令人非常驚奇的事。一個人在這樣可怕的迫害之下,能兩個半鐘點坐著不動,這真是了不起。要不是我親眼看到,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的。 校樣或修改稿送給格蘭特將軍的時候,也送了一份給我。這是格蘭特知道的。我有的時候偶爾翻翻校樣,不過沒有看具體內容。後來他家屬中有一個人對我說,將軍因為我從沒有對回憶錄的文筆表示過意見而頗為不安與失望,還說,只要我說一句鼓勵的話,便會對他大有幫助。我大為詫異,就像哥倫布的廚師得知哥倫布要他講講該怎樣航行因而大為詫異一樣。我從來沒有想到,格蘭特將軍做的事,別人的幫助與鼓勵還能起什麼作用。他是個非常謙遜的人,這便是又一個例子。他在試著幹新的行當,正行駛在陌生的海上,需要聽到鼓勵的話,如同每一個凡人一樣。他居然想聽聽我的意見,希望能聽到我的意見,這對我是莫大的敬重。我一有機會便把談話巧妙地引到這個方面,既把意見提出來,又不顯出扯住耳朵往裡灌的樣子。 有一回我偶然把回憶錄跟西澤①的《高盧戰記》作了個比較,從而使自己有條件作些判斷。我懇切地說,兩本書都有很大的特點——明晰、直率、樸素,沒有裝腔作勢,誠實,對朋友、對敵人都很公正,具有戰士的直率、坦白和朴質無華。我認為兩本書的水平之高不相上下,我至今還是這個意見。我後來獲悉,格蘭特將軍對我這個判斷很高興。這表明他正如其人,一個具有人性的人,一個作家。一個作家對讚揚的話總是很看重的,即使說的人是否有資格這麼說還值得研究。 ①西澤:(公元前101-公元前44),羅馬帝國的奠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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