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自傳(58)

五八

　　【第三十五章】

　　所謂「朗誦會」，作為公眾的一種娛樂形式，據我看是查爾斯·狄更斯首創的。他在一八六七年把這個念頭從英國帶到這裡來。他在本國把這個搞得很流行，又在美國搞得被大家所接受，所歡迎，他在哪裡講，哪裡便擠得滿滿的。單單一個季節，他便賺了二十萬塊錢。在那一季裡，我聽過他一回。那是十二月，在斯坦韋大廈，這是我一生中最走運的一次——不是說錢，我並沒有想到錢。這次是我一生中真正的走運，它使我一輩子得到了幸福。在這一天，我到聖尼古拉斯旅館去看望我「教友會市號」之行的夥伴查理·蘭登，我經介紹認識了他的妹妹，一個靦腆、甜蜜、可愛的姑娘。他們全家去參加狄更斯的朗誦會，我陪著他們。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從這一天起，他妹妹從沒有離開過我的心靈。

　　狄更斯先生朗誦他已出版的作品中的某些場面。從我座位上遠遠看去，他是個細小個子的人，衣著有點兒古怪，相貌不凡。他穿著天鵝絨黑色上衣，鈕扣上別著一朵紅豔豔的大紅花。他站在那裡，上面是紅色的布幔，布幔後邊是一溜強烈的燈光——藝術家們通常是這樣安排，把強烈的光集中在一個目標上。狄更斯的聽眾坐在很舒適的微明的燈光下，而隱蔽著的燈則以強烈的光投射到他身上。他便在這明亮的燈光中表演。他朗誦那些生動的段落，讀得有力，讀得動人，發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要知道，他不光是讀，而且還表演。斯蒂爾福思喪命的暴風雨一場（斯蒂爾福思喪命的暴風雨一場，見狄更斯的《戴維·科珀菲爾》），他讀得那麼活靈活現，他的動作又那麼有力，可以說，全場一片狂熱。

　　狄更斯創了先例，別人便跟著來。不過就我記憶所及，別的人至多不過一度有所成就罷了。隔了一陣以後，公開朗誦不時興了，直到狄更斯開創先例二十多年之後，才又恢復過來。在這以後，一度興起，支撐了一個時期。這奇異的、拙劣的行業，稱之為作家朗誦會。這類造孽的事上蒼看夠了以後，作家朗誦會也就不再興風作浪，讓世人太太平平地過日子了。

　　演講和朗誦是很不相同的事。演講的人不用筆記、手稿或書本，而是憑了記憶發表演講。在冬天四個月這整個演講季節中，日復一日每晚講相同的內容。一八六八年我參加演講行列的時候，演講風已在全國各地流行了好多年了（在前一章中，他說的日期是一八六六年——原編者注）。當時正值極盛時期。每個市鎮都有公民組織在每年閒季為即將來臨的冬季演講作出安排。他們從波士頓演講辦事處的名單上挑選演講人，並且根據市鎮的大小和付費能力來挑選。一組通常要講八或十場，唯一的條件是能付得起費用，並不要求在季節結束時收支平衡。很小的市鎮只能邀請五十塊錢一級男女演講人對付對付，為了吸引聽眾，外加一兩個二流名星，每位一百塊錢。大的市鎮全部是雇傭一百塊錢的男女演講人，外加約翰·勃·高夫，亨利·沃德·比徹，安娜·迪金森，溫德爾·菲利普斯，來吸引聽眾。大城市則全部雇傭這些名牌人物。安娜·迪金森是一晚四百塊錢，亨利·沃德·比徹也是這樣，高夫也是這樣，不索價五、六百，就算不錯了。溫德爾·菲利普斯的價錢我記不得了，總之是高的。

　　我參加演講界前後共三個季節——為時相當久，足以學會這一行了。然後在半生顛沛流離以後，為我的新婚生活，隨後在家住了十四五年。與此同時，投機商和孜孜求利的人撿起了雇傭演講人這個行當，企圖發發財。短短五年，他們便把這個行業扼殺了。一八八四年，我重回演講台一個季節。在這以前那愉快而莊嚴的沉默已達十年之久。已經出現了一代新人，他們對演講與朗誦一無所知，既不懂得該怎麼對待，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些沒有受過訓練的新兵，他們是些難以對付的聽眾。凱布爾（指喬治·華盛頓·凱布爾，前面曾提到過——原編者注）和我跟他們打過交道，感到很棘手。

　　凱布爾單身一人在全國各地朗誦他自己寫的小說，前後已有三年。開頭朗誦很成功，因為他天生有這個才能。不過不幸的是他後來為此而向一位雄辯術教師學習，等到他能登臺演講的時候，他受教育已經受得很好，很徹底，以至他光只是富於戲劇性，會做作，跟早先他無知而光彩的年代相比，受聽眾歡迎的程度，連一半還抵不上。我過去從沒有把朗誦當作行當，很想一試。我雇了龐德少校帶我走向全國，給他以一定的手續費。我還請了凱布爾作為助手，每週六百塊錢。我們就這樣出發，開始我們的冒險行動。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至少開頭是這樣。朗誦的資料我挑得很好，不過沒有認真研究過。我以為只要像狄更斯那樣幹就行了——在講臺上照本宣科。我這麼幹了，搞得笨頭笨腦的。書面的東西不是為了口頭講的；書面的東西是文學形式的，是生硬的、刻板的，不適宜於口頭講——口頭講的目的只是娛樂性的，不是為了教訓。這些文字須得加以調整、拆散、通俗化、日常口語化——不然，全場會厭煩，得不到娛樂。一個星期以後，我乾脆把書本扔在一邊，再也不帶到講臺上去了。不過同時，我把這些東西記熟了，我在講臺上講的時候就變成流利的講話，原來那些拗口的、程序化的東西全都沒有了。

　　有一次朗誦，用的資料是《苦行記》中寫得很誇張的一章中的一段。我給這段文章起了個題目，叫做《他祖父的老山羊》。講的內容，我心裡先記住了，在講臺上又作了一些改變，後來一夜又一夜地繼續修訂。這樣，從開頭害怕在聽眾面前講，到喜歡講，樂於講。這個季節的工作幹完以後，我從沒有想到變化有多大。我一直沒有想到，直到十年、十一年以後，有一晚上，我在紐約一家客廳撿起這本書，讀給提出這要求的十來個男女朋友們聽。可是讀不下去，也就是說，大聲地讀是讀不下去的。我結結巴巴讀了五分鐘，然後終於放棄了。我說，不妨就我記憶所及，把這個故事講一下罷。結果是虧得靠了記憶才算過了這一關。雖然事隔這麼多年，我講的還是非常忠實於講臺上講的那個本子。據我看，這個本子我至今還記得，我願意在這裡再講一遍，好讓讀者如果高興的話和《苦行記》中講的那段故事比較一下，看一看口頭講的本子和書面印出來的本子有多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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