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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我無可奈何。我有點兒動心了,不過還沒有完全神志不清。我求他找一個很小的禮堂,把票價降到小節目的水平。不行,他一點兒也聽不進——說要訂一家紐約最大的大廳。他要訂的是庫珀學院底樓的大廳——有三千個座位,還可站一千五百人。他說,他會把大廳擠得滿滿的,門票一塊錢一張。人們會擠得透不過氣來,他不妨要兩塊錢一張。哦,他對自己的計劃熱衷到這個程度。他就這麼幹起來了。他說,這不用我花什麼錢。我說,這樣賺不到什麼錢吧。他說:「不用管。要是賺不到錢,那是我的事。要是賺到錢,那是你的。要是賠本,損失由我來負,與你無關。」

  他租下了庫珀學院。他照慣例給這次演講做了廣告——在報上廣告欄內寫了一小段。如此連續三天以後,我沒有聽到哪個人或哪家報紙對演講的事說過什麼話,我有點局促不安了。他說,「哦,這個在底下醞釀著。你在表面上看不出來。」他說,「隨它去,會起作用的。」

  好吧,我同意讓它起作用——大約一直到第六、第七天。再有三、四天,演講就要開始了——可是我仍然不瞭解在底下發生作用的情況,因此,心裡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我去找富勒,要他務必更加著力搞廣告才好。

  他說他要做的。他弄來了一桶印好的小東西,可以掛在繩子上——五十份一紮。是準備在公共馬車上用的。每一節車上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飄飄蕩蕩的。我心裡著急,不由得跟著這些車子轉了一圈。有一兩天,我什麼事都不做,只是坐在車子上,從紐約的這一頭到紐約的那一頭,看這些東西晃來晃去的,等著瞧有什麼人拉下來讀一讀。可誰也不動手——至多只有一個人動手。有一個人拉了下來,對他的朋友說,「關於夏威夷群島的演講,演講人馬克·吐溫。是誰啊,我不清楚。」——他隨手一扔,換了個話題。

  我不能再隨車轉了。我感到膩味了。我去找富勒,對他說:「富勒,到那天晚上,庫珀學院不會有什麼人,只有你和我。這下子全部損失啦,我們只能把票子免費送人。必須想些辦法才好。我快要自殺了。要是有膽量、有工具,我就自殺算了。」我說,「富勒,非得叫客人免票擠滿大廳不可了。你非得搞成千張的送票不可。非得如此不可。要是走進去場子空空的,人家既不熟悉我,也沒聽說過我,也沒有坐過車子,沒有見到過車上那些搖搖晃晃的東西,那我准得死。」

  「嗯,」他還是熱衷於他那一套,「我來辦,准能辦好。我來叫客人免票擠滿大廳。你一登上講臺,肯定會發現全場都是上等的聽眾,文化水平最高的聽眾,以前任何人演講時都沒有見到過的一批人。」

  他說到做到。他把一籃子一籃子免票送給紐約方圓三十英哩以內的所有公立學院的老師——他把免票像洪水一樣潑給他們——到了那個晚上,他們全都來了。庫珀學校裡連三分之一的人都容納不下。演講在七點半開始。我心裡急的不行,七點就去了。我非去不可。我真想看一看那空蕩蕩的「大鐘乳洞」才去死。可是我走近那個大樓,便發現離它四分之一英哩左右,所有的街道都擠滿了人,交通也堵塞了。我簡直不相信這些人都是想要擠進庫珀學院的。不過實際情況正是如此。我繞到大樓的後面,從舞臺的後門進去。一清二楚,座位上、過道上、舞臺上,擠滿了神采奕奕的人們,都是從文化中心搜羅來的——從學校來的。我費了很大勁才穿過舞臺上的人群。等我走過去,在聽眾面前站好的時候,舞臺上擠得滿滿的。連一個小孩的位子都沒有了。

  我很高興。我興奮得無法形容。我暢快淋漓地給這些人大講了一通夏威夷群島。他們對我講的全部內容都報以大笑和歡呼。有一個鐘點又十五分鐘,我簡直是在天堂裡。每向聽眾看一眼,我便流露出一點神賜的歡樂——最後結算,全場一共是三十五元錢。

  富勒還是那麼興高采烈,仿佛他預言的名聲與財富都實現了。他實在高興,實在陶醉。幾天來,嘴裡沒有停過。「啊,」他說,「財富沒有進來——這個沒有進來——這沒有什麼,以後會來的。名聲已經有了,馬克。啊,一星期之內,你要成為全美國最有名的人物啦。這不是失敗。這是莫大的成功。」

  這個插曲至少花了他四、五百塊錢,可是他從來一個字也不提。他還是那麼快樂,那麼得意,那麼驕傲,那麼愉快,仿佛他生下了傳說中的金蛋,並且孵化成功了。

  關於名聲他倒是說對了。這次演講,我確實取得了一些名聲。紐約的報紙稱讚了這次演說。地方報紙便轉載了這些讚美之詞。鄉下的演講會——當年的演講制度這時正在全盛時期——便開始邀請我了。我聽任雷德帕思安排。我趕上了演講季節的尾聲。我到了西部,有六個到八個星期,每晚講一次,每晚一百塊錢——我便認為,早先的預言如今都實現了。我取得了名聲,也取得了財富。我不認為這些細微末節都說得對,不過這不要緊。事實就是那樣。我的意思是說,我記不得是在那一年還是第二年作旅行演講的。不過主要的問題是我開始這麼幹了,而能有機會這麼幹,恰恰是這個莽撞的弗蘭克·富勒以及他那個瘋狂而不朽的計劃創造出來的。

  這些都是三十八年或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寫於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一日——原編者注)。從這以後,我曾遇見弗蘭克·富勒兩三回,每次總是間隔若干年,碰到的時間很短——只是一會兒,如此而已。不過他總是那麼年輕,從沒有一根白髮,從沒有一點點老相。總是那麼熱情,總是活得高高興興的。去年秋天,他小舅子給暗殺得很慘。顯然強盜躲在湯普森先生的屋裡,然後在晚上是用棍子把他打死的。兩個月以後,我在街上遇見富勒,他顯得很老很老,那麼憔悴,一副倒黴相,我簡直不認識他了。他說他妻子因為自己兄弟這樣慘死給嚇得快死了,神經脆弱得活不了幾天了——我便和他一同去看望她。

  她直挺挺坐在沙發上,四周用枕頭墊著。隔一會兒,腦袋在枕頭上靠一靠。呼吸也困難。我看了很難過,因為這副模樣我已經看到多少多少回啦。有兩三個月之久,克列門斯夫人就是這麼坐著的,日日夜夜如此,掙扎著呼吸。服了鴉片以後,困了,或者實在太累了,腦袋便在枕頭上靠一靠,跟富勒太太一個樣,然後打打瞌睡,每次二、三分鐘。

  從此再也沒有看到富勒太太。三天以後,她永遠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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