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自傳(54)

五四

　　十年或十二年以後，雷德帕思作為美國演講業的頭頭，在波士頓謀生。在堪薩斯那段經歷的十五六年之後，我作為到處演講的人，而他恰恰是我的經紀人。有一回，在十一月的一個晚上，在波士頓的特雷蒙旅館，舉行了一次記者聚餐會。我也參加了。我坐在首席，雷德帕思坐在我和主席的中間。另一個陌生人坐在我的另一邊。我幾次想和這位陌生人說話，不過他似乎無話可說，我就不再去麻煩他。他顯然是個非常害羞的人，也許他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吧。

　　第一個叫到的是雷德帕思。一提到這個名字，陌生人為之一震，仿佛很注意。他眼睛盯住了雷德帕思，對他的演講一字不漏地聽進去了。雷德帕思講到了他在堪薩斯的經歷中一些動人的事件。除了講到別的一些事以外，他還說：

　　「我前後三次幾乎抓到強悍的遊擊隊頭目，而有一次他確實是逮住了我，不過他不認識我，把我放走了，因為據他說，他正在緊緊地跟蹤追擊雷德帕思，沒有時間把精力浪費在不足道的小魚小蝦上。」

　　下一個輪到那位陌生人說話。當雷德帕思聽到他的名字時，這就輪到他為之一震，非常注意起來了。陌生人一邊對雷德帕思不無情義地一瞥，一邊文雅地說——我甚至可以稱是甜蜜地說：

　　「你知道，我就是那個遊擊隊頭目。我現在能認識你，把你放在心上，稱你為朋友，這我很高興。」——接著以感傷的口氣說，「要是我當時便認識你，能和你交往，——只要友誼能保得住——那該多幸福！」

　　比徹·高夫·納斯比和安娜·迪金森是演講人中少數真正瞭解自己的身價，並正確確定價錢的人。在鎮上講，價錢是二百元到二百五十元，在城市裡講是四百元。演講會總是靠這四個人撈到一些利潤（只要天氣幫忙）。不過一般說來，一碰到叫座率很低的演講人，就把撈到的利潤又都折掉了。

　　有兩個女人應該算做叫座率低的演講者——奧利夫·洛根和凱特·菲爾德——不過有一兩個季節，情況不是如此。她們索價一百元，結果有兩年之久被公認為能滿座的演講人。在這以後，她們成了叫座率很低的人，很快就被擱在一邊了。凱特·菲爾德在一八六七年斷斷續續地有那麼一陣在全國各地頗有名聲，這是由於在狄更斯那次極為成功的美國之行剛開始的時候，她從波士頓給《論壇報》寫了幾封關於狄更斯朗誦會的信——是用電報發的。這些信受到了狂熱的讚揚——這些讚揚幾乎到了崇拜的地步——這就定下了恰當的歡迎基調，因為當時正值舉國上下對狄更斯一片狂熱的時刻。加上用「電報」給報紙寫信是個新奇的叫人詫異的事，因此各界人士議論紛紛。凱特·菲爾德馬上成了著名人物。後來她走上了講臺。不過兩三年一過，她的題目——狄更斯——便不再新鮮有趣了。人們一度去看她是仰慕其名。但是她的演講很蹩腳，表達得矯揉造作，令人反感。因此，等到國內人們想看她的心情鬆弛下來的時候，講臺也就拋棄了她。

　　她是個好人，但取得浮華的名聲，對她的一生來說是一場災難。這對她是無價之寶。她自己曾在二十五年中千方百計使生活過得像個樣子。可是她的努力成效不太大。她是在夏威夷群島逝世的，她的朋友們很難過，而世人則把她忘掉了。

　　奧利夫·洛根的名聲是由於……只有引薦她的人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很明顯，這名聲是製造出來的，而不是贏得的。她確實在報上和不著名的雜誌上寫過、發表過一些小東西，不過並無才華，也沒有類似才華的東西。靠這些東西，她一個世紀也出不了名。她的名聲是她丈夫——一個低薪的小記者——在報上散播小新聞才樹起來的。在一兩年中間，這類簡訊不斷出現，人們一拿起報紙就會碰見：

　　據說，奧利夫·洛根在納漢特租了一間小別墅，準備在那兒避暑。

　　奧利夫·洛根堅絕不贊成午後穿短裙。

　　奧利夫·洛根將在巴黎過冬的報導失之過早。她還未下定決心。

　　奧利夫·洛根星期六晚上出席了在沃拉克舉行的晚會，對新作直率地表示了讚賞。

　　奧利夫·洛根原患重病，現已康復。如病情繼續好轉，醫生明日起將不再發表公報。

　　這樣每天作廣告的結果是很奇特的。奧利夫·洛根的名字為一般公眾所熟悉，就像當時別的名人一般。人們往往很有興趣地談論她的所作所為，認真地討論她的主張。偶爾有從偏僻地區來的孤陋寡聞的人很想增加一點見聞，這樣就引起了一些令人詫異的事：

　　「誰是奧利夫·洛根？」

　　聽的人答不出來，搞得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們從沒有想到要追問這件事。

　　「她幹過些什麼？」

　　聽的人又呆住了。他們不知道。他們沒有問過。

　　「哦，那麼她怎麼會出名的？」

　　「哦，是由於什麼事吧。我也搞不清。從沒有問過，不過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為了好玩起見，我自己也常常向那些滔滔不絕地談論她的言行名望的人提出這些問題。被問的人也為之一驚，發現自己不過是聽信人家的話，覺得她有名望罷了，其實並不知道奧利夫·洛根是什麼人，做過什麼事——如果做過的話。

　　憑了這樣奇怪地建立起來的名聲，奧利夫·洛根登上了講臺。至少曾有兩個季節，美國人擁到演講大廳去見見她。她只不過徒有其名，衣著華貴。這些東西都不能持久，儘管一時可以憑這些東西每晚收費一百塊錢。在二十五年前，她就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我從波士頓到各地演講旅行時，經常遇到一些有趣的夥伴。在委員會的人把我送到旅館，道聲「晚安」以前，我經常有機會跟他們愉快地聊聊天，一起抽抽煙。各地總有個委員，他們身上別了綢布的符號。他們到車站來接我，派車把我送到演講大廳。他們坐在講臺上我後邊的那一排椅子上，頗有點兒樂師的味道。開頭那陣子，他們的頭頭往往把我介紹給觀眾。不過，他們的介紹總是粗俗地吹捧一番，叫我很害臊，使我一開講時就處於不利地位。這是很蠢的風氣。沒有必要非介紹不可。作介紹的人幾乎總是頭蠢驢。他講的話總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粗俗的客套，還徒勞地想說得有趣些。因此，在第一個季度以後，我總是自我介紹——當然還是老一套的介紹詞。作這種改變，委員會主席是不歡迎的。在本地大庭廣眾之前神氣活現地一站，發表一個短短的可怕的演說，這是他生活的樂趣。不讓他享受這個樂趣，他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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