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記(98)_馬克·吐溫

九八

　　第五十九章

　　又窮了——以溜為職業——一位典型的討債者——不幸喜歡同伴——互相交往求得安慰——一線希望——拾到了一個銀角子——比較起來看算有錢——兩頓豐盛的晚餐

　　我為（鍍金時代）寫了一段時間的大塊文章。C·H·韋布創辦了一份很漂亮的文學週刊，叫做《加利福尼亞人》，但是質量高並不是成功的保證，辦得很不景氣，他把它賣給了三個印刷商，佈雷特·哈特任主編，週薪二十美元，我受雇每週為它寫一篇文章，掙十二美元。但是這雜誌卻每況愈下，印刷商們把它賣給了奧格登上尉，他是位有錢而快活的紳士，喜歡以這種昂貴的奢侈品來取樂，並不怎麼在乎代價。他也很快便玩厭了這新奇的玩意兒，又把它賣還給了印刷商，這週刊便立刻平靜地壽終正寢了。我又失業了。我本來不願意重提這些往事的，要不是它們是那樣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在太平洋之濱那段生活的辛酸沉浮的話。在任何別的國家，你也很難跌進這變化萬端的興亡盛衰之中的。

　　在兩個月中，我唯一的職業就是避開熟人，因為在那段時間裡，我沒有掙得一分錢，沒有買過一件衣物，也沒有付過房租飯錢。我學會了很內行地「溜」。我從一條避靜的街道溜到另一條避靜的街道，每當看到一張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向我走來，就趕忙溜開。我溜去吃飯，卑賤地吃，每扒一口從慷概的女房東那裡搶來的飯菜，就默不作聲地道一回歉。我四處溜達，避開歡樂與燈光，直到深更半夜，才溜回床上。我覺得比蛆蟲還要下賤，還要低劣，還要卑鄙。那段時間裡，我僅有一枚硬幣——一枚十分的銀幣——我把它摸得緊緊的，無論如何也不肯花掉，以免強烈地意識到我已是完全一文不名，會考慮去自殺。我把一切都典當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因此我拼命抓住那十分錢，到後來都把它捏得光溜溜的了。

　　不過，我差點忘了，除了這個「溜」的職業以外，我還有個職業。那就是接待一個債主（我也被他接待），他手頭有一張期票，就是我為我的「浪子」老同學，向弗吉尼亞那位銀行老闆借的四十六美元。這人每週定時來催討一次。有時還要頻繁些。他這樣做完全是出於習慣，因為他明白什麼也收不到。他會拿出期票，對我計算利息，每月百分之五，清楚地向我表明這期票上既無偽造的企圖，也沒有錯訛；然後就懇求，爭辯，竭盡全力地催討任何一筆數目——任何一筆小的數目——哪怕是一美元——甚至半美元也行。這以後，他的使命就告結束，良心也安逸了。他總是立刻撇開這個話題；掏出兩支雪茄，一人一支，把腳翹在窗臺上，我們兩人就海闊天空地談了起來，他會從他那豐富的記憶倉庫裡取出許許多多稀奇的討債歷險記，對我滔滔不絕地談起來。最後，他把帽子扣在頭上，快活地說一聲：

　　「嗯，公事公辦——總不能老是守著你！」——一秒鐘後就走了。

　　想到討賬的事我心裡多麼難受喲！然而我卻常常渴望他的到來，要是我在盼望他，而他又沒來，我會同任何母親一樣憂慮不安的。但他並沒有能討到這筆債，連一分錢也沒要到。我後來終於親手還給了那位銀行老闆。

　　不幸喜歡同伴。夜晚，在冷落僻靜的地方，我不時碰到另一個不幸之子。他衣著襤褸，淒涼孤獨，無家可歸，無親無故，被人拋棄了。我象一個哥哥一樣地可憐他。我想和他親近，共同分享我們的不幸遭遇。互相的接近一定是雙方都願意的，總之我們經常見面，雖然看起來似乎是偶然的。儘管我們都不說話，甚至裝作不認識，每當我們見面的時候，我還是覺得我倆都流露出一種沉悶的渴望，然後我們心滿意足地閒逛幾個小時，分得開開的，在茫茫的夜色中，借助于房子裡射出的燈光和爐邊聚會透出的光亮，偷偷地瞧一眼，欣喜地分享我倆那沉默的友誼。

　　我們終於開口了，以後就彼此難捨難分，因為我倆的悲傷幾乎是相同的。他也曾經是個記者，失了業，這就是他的經歷，我所能回憶起來的就是這些。失業以後，他就一落千丈，不停地往下栽：從俄羅斯山的公寓搬到卡尼大街，從那裡搬到杜邦；從杜邦搬到低矮的水手棚子；再從水手棚子搬到碼頭附近的貨物箱和空桶裡。後來，有一陣子，他在碼頭上靠縫補開綻的糧食口袋勉強糊口。這差事也幹不成以後，他就到處尋找運氣甩在他面前的東西吃。現在，他白天再也不露面了，因為記者什麼人都認識，窮的和富的，高貴的和卑賤的，他無法在光天化日之下避開熟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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