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19)_馬爾克斯

十九

　　兇殺案發生十二天之後，預審法官遇到一群痛苦之極的人。當時預審法官正在鎮政府肮髒的木板辦公室裡喝著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熱，不得不要求援軍來疏導那些未被傳喚而自己急急忙忙起來作證的人，他們急切地要顯示自己在那場戲劇中的重要作用。這位預審法官剛剛走出校門，身上還穿著法律學校的黑呢制服，戴著具有應屆畢業生標誌的金戒指，臉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廬的幸運兒的傲然而得意洋洋的神氣。

　　不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們對他性格的瞭解完全來自預審檔案，兇殺案發生二十年之後，許多人幫助我在裡奧阿查司法大樓裡查找案卷。檔案沒有作任何分類，一百多年的訴訟材料全都堆積在那座殖民時期的陳舊建築物的地板上，這座建築物曾經做過弗朗西斯·德雷克（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國航海家，曾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進行過幾次海盜式的遠征。）兩天的司令部，底層浸滿了海水，一冊冊破爛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辦公室裡。我多次站在沒腳深的水裡親自在那堆嚴重破損的訴訟案卷中查找著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過去了，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找到了差不多三百二十二頁零零亂亂的有關那件兇殺案的記錄，而整個預審檔案大概有五百多頁。

　　沒有任何地方出現過預審法官的名字，不過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人酷愛文學。無疑他讀過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讀過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對尼采這位當時在法官中十分時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書寫的，這不僅僅由於墨水顏色的緣故。那件無頭案使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職責於不顧，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別是，生活中竟然出現了那麼多連文學作品中都不曾描述過的巧合，毫無阻礙地釀成了一起如此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他始終覺得這不可能是真的。

　　不過，最使他震驚的是，在煞費苦心地審理了一番之後，他沒有找到聖地亞哥·納賽爾確實玷污了安赫拉·維卡略的任何線索，更不用說可信的線索了。給安赫拉·維卡略出謀劃策，要她欺騙丈夫的女友們，很長時間裡一直在說，婚禮之前她就將她的秘密告訴了她們，但是沒有向她們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案卷上有她們的證詞：「她把那個奇異的秘密告訴了我們，但沒有說出名字。」而安赫拉·維卡略呢，一直堅持原來的說法。當預審法官側面問她是否知道被殺的聖地亞哥·納賽爾是誰的時候，她不動聲色地回答說：

　　「就是侮辱了我的那個人。」

　　案卷上就是這樣記錄的，但怎樣侮辱了她，在什麼地方侮辱了她，都沒有任何說明。在只進行了三天的審判過程中，民眾代表一直堅持認為那種指控是軟弱無力的。看到對聖地亞哥·納賽爾的控告缺乏根據，預審法官十分困惑，他為自己辛勤的工作於頃刻之間就變得毫無價值而大失所望。在案卷的四百一十六頁上，有他用藥劑師的紅墨水親手寫的一條旁注：「請給我一個偏見，我將使世界轉動。」在那個氣餒的旁注下面，他用血紅的墨水熟練地畫了一顆被箭穿透了的心臟。和聖地亞哥·納賽爾的親密朋友們一樣，在他看來，聖地亞哥·納賽爾本人最後幾小時的表現就無可爭辯地證明了他是無罪的。

　　確實，在他被殺的那天早晨，聖地亞哥·納賽爾一刻也沒有心虛的表現，儘管他清楚地知道把侮辱歸於他要付出怎樣的代價。他瞭解周圍人們是虛偽的，也應當知道維卡略兄弟倆頭腦簡單，經不住嘲弄。沒有人十分瞭解巴亞多·聖·羅曼，但聖地亞哥·納賽爾卻相當瞭解他，知道他除了世俗的傲慢外，也同任何人一樣，有著自己天生的偏見。因而聖地亞哥·納賽爾故意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等於是自殺。此外，當他最後一刻終於得知維卡略兄弟倆在等著殺死他的時候，正如眾人紛紛議論的那樣，他的反應不是恐懼，而是一個無辜惶恐不安的人。

　　我個人的印象是，他到死也不知道為何被殺。在他答應我妹妹馬戈特到我家吃早飯以後，克裡斯托·貝多亞便拉著他的胳臂在碼頭上走著。兩個人是那樣的泰然自若，以致造成了一種假像，使人們產生了幻想。「他們顯得高興，」梅梅·洛阿伊莎對我說，「我感謝上帝，因為我以為事情已經解決了。」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聖地亞哥·納賽爾。發電廠廠主波羅·卡裡略認為，聖地亞哥·納賽爾的鎮靜不是清白無辜者的鎮靜，而是無恥之徒的鎮靜。「他以為自己有錢就沒人敢惹他，」廠主對我說。廠主的妻子法烏斯塔·洛佩斯評論說：「他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樣。」茵達列西奧·帕爾多剛剛走到克羅迪爾德·阿爾門塔店門口，那兩個孿生兄弟就告訴他，等主教一走，他們就殺死聖地亞哥·納賽爾。茵達列西奧·帕爾多象許許多多的人一樣，以為那是醉漢的在說胡話，可是克羅迪爾德·阿爾門塔告訴他那是確實的，並且要他趕上聖地亞哥·納賽爾，提醒他注意。

　　「你不要勞神了，」彼得羅·維卡略對他說。「不管怎麼說，他是死定了。」

　　這種挑戰是再明顯不過了。孿生兄弟瞭解茵達列西奧·帕爾多和聖地亞哥·納賽爾之間的關係，因此很可能認為他是可以在他們兄弟倆不失體面的情況下出面阻止殺死聖地亞哥·納賽爾的適當人選。可是，茵達列西奧·帕爾多在離開碼頭的人群中見到聖地亞哥·納賽爾被克裡斯托·貝多亞拉著胳臂向前走去的時候，卻沒敢把事情告訴他。「我膽怯了，」他對我說。他在他們兩個人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然後便讓他們走了。他們幾乎沒有看到他，因為他們還在聚精會神地估算著婚禮的開支。

　　人們也沿著和他們一樣的方向朝廣場散去。人群擁擠，但是埃斯科拉斯第卡·希斯內羅斯仿佛看到克裡斯托·貝多亞和聖地亞哥·納賽爾這對朋友在人群中間一個空蕩蕩的圓圈中毫無阻擋地走著，那是因為大家知道聖地亞哥·納賽爾要被殺害，不敢靠近他。克裡斯托·貝多亞也記得人們對他們的態度異常。「他們那樣看著我們，仿佛我們畫著花臉頰似的，」他對我說。當他和聖地亞哥·納賽爾從薩拉·諾列加的鞋店前走過時，這位女店主正在開店門，看到聖地亞哥·納賽爾臉色灰白，她嚇了一跳。但是克裡斯托·貝多亞使她鎮靜了下來。

　　「您看看，薩拉姑娘，」克裡斯托·貝多亞一邊走一邊對她說，「他醉成這個樣子。」

　　塞列斯特·唐孔德穿著睡衣坐在自己家門前，嘲笑那些穿得整整齊齊去歡迎主教的人。她請聖地亞哥·納賽爾喝杯咖啡。「我打算在他考慮如何回答我時，拖住他幾分鐘，」她對我說。但是，聖地亞哥·納賽爾告訴她，他要趕快去換衣服，然後同我妹妹共進早餐。「我裝起傻來，」塞列斯特·唐孔德向我解釋說，「因為我突然覺得，如果他對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樣有把握的話，維卡略兄弟倆不會殺他。」雅米爾·沙尤姆是唯一做了想做的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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