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亂時期的愛情(12)_馬爾克斯

一二

　　鸚鵡以同樣的聲音反道：

　　「你更不要臉，醫生。」

　　他繼續跟它談著話，並且一直盯著它，同時小心翼翼地穿上短筒靴，以便不把它嚇跑。接著，他把鬆緊帶拉到肩膀上，起身往污泥滿地的院裡走去。在下平臺的三道臺階時，為了避免滑倒，他用拐杖試探著。鸚鵡沒有動，而且站得很低，他象往常一樣把拐杖伸過去，想讓它站在銀柄上，但鸚鵡躲開了，它跳到了旁邊較高的樹枝上。在消防隊到來之前，家裡的精子就一直架在那兒，現在更容易捉住了。烏爾比諾醫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認為只要爬上兩級，就能夠抓住它。他爬上了梯子的第一級，唱著歌兒來轉移那個不聽話的傢伙的注意力，而它沒有唱，卻在重複著他的歌詞。醫生順手抓它時，它在枝頭上左躲右閃，醫生又用雙手緊緊抓住梯子，不費力氣地爬上了第二級。鸚鵡沒有挪動地方，並且開始重複著他的歌曲。他感到剛才低估了樹枝的高度，他又往上爬上了第三級和第四級。那時，他左手抓緊梯子，用右手去捉鸚鵡。老女僕帕爾多來了，她想提醒他天已不早，該去參加葬禮了。她進來時，看到有人爬在梯子上，要不是那條綠色的鬆緊吊褲帶，她真不相信那就是烏爾比諾醫生。

　　「天哪！」她喊道，「您會摔死的！」

　　烏爾比諾醫生抓住鸚鵡的脖子，帶著勝利的神情，高興地舒了一口氣：「啊，終於把你抓到了。」但是，他立即又把鸚鵡放走了，梯子在他的腳下滑開了。他懸在空中的一刹那，意識到自己死了。在聖靈降臨節的這個星期天的下午四點零七分，來不及接受聖餐儀式，來不及懺悔，也來不及同任何人告別，他死了。

　　費爾米納正在廚房品嘗晚飯的場，忽然聽到了帕爾多的可怕的尖叫聲和傭僕們的吵嚷聲，隨之而來的是鄰居們的哄鬧聲。她扔下湯勺，拼命往外跑，她上了年紀，心有餘而力不足，怎樣也跑不動。她象瘋子似地喊叫著，不知道在枝繁葉茂的芒果樹下發生了什麼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時，她的心幾乎要從胸膛裡跳出來了。他已奄奄一息，還在抵抗著死神最後的打擊，等候她的到來。他終於在混亂的人群中認出了她，眼裡含著最後的痛苦的眼淚。他最後看了她一眼，在他們共同生活的半個世紀中，她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目光如此明亮，如此悲傷，如此充滿感激之情。他用盡最後的力氣對她說：「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多麼愛你。」

　　烏爾比諾醫生之死當然是值得紀念的。他剛從法國學成歸國時，就在全國享有盛名，他採用新奇而激烈的措施制止了全省最後一次霍亂病的蔓延。上一次霍亂病流行時，他還在歐洲，那次霍亂病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奪去了城裡四分之一人的生命，包括他的父親在內。他父親也是一位有名望的醫生。由於他名聲大振，家產激增，他創辦了一個醫學研究會，這是多年來在加勒比海諸省建立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醫學研究會，而且由他自己擔任終身主席。他建設了第一條導水管和第一個下水道系統，還建立了有遮篷的公共市場，這個市場避免了阿尼馬斯海灣污穢物的侵入。此外，他還是語言研究院和歷史研究院的院長。由於他對教會的貢獻，耶路撒冷的拉丁國家總主教授予他聖墓騎士團騎士的頭銜。法國政府則授予了他來譽軍團騎士團團長的軍銜。他是本市所有愛國宗教團體的積極支持者，他全力支持愛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是城裡那些沒有官職的領袖人物，他們以當時過於激進的思想對政府和商界施加壓力。在這些進步思想中，最值得紀念的是氣體靜力學的氣球試驗。第一次試飛時，他們通過氣球把一封信帶給沼澤地的聖·胡安，這一想法要比開創航空郵路的設想早出許多年。成立藝術中心也是這些人的主意，後來藝術中心又在同一幢房子裡開設了美術學院，藝術中心和美術學校的舊址至今依然存在。多年來，藝術中心還是四月花會的贊助者。

　　整整一個世紀認為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他卻辦到了：從殖民時期以來已經變成鬥雞場和公雞飼養場的喜劇院，被重新修復了，那堪稱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愛國運動的頂峰，本市各界都卷了過去，無一例外。人們被廣泛地發動起來，參與這項公認的宏偉的事業。總之，喜劇院在既無座位又無燈光的情況下舉行了落成的典禮，開始演戲。觀眾不得不自帶座位，幕間休息時他們點起自己帶來的燈籠。劇院的節目公演時，也象歐洲那般隆重，貴婦們利用這個機會，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大伏天，爭相炫耀她們的長禮服和皮大衣。不過，劇院也必須准許僕人進入，由他們搬椅子，提燈籠，攜帶各種他們認為必要的吃食。節目一演就沒完沒了，有的節目一直拖到做晨彌撒時方告結束。首先在這個劇院演出的，是一個法國歌劇團，這個樂隊的新型樂器——豎琴——使人大開眼界。但最令人難忘並引以為驕傲的，是一位才華出眾的土耳其女高音，她不僅歌喉婉轉無可挑剔，而且赤著腳演唱，腳趾上戴著貴重的寶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出的戲劇效果。從第一幕開始，人們就幾乎看不到舞臺，密密麻麻的椰油燈裡冒出的黑煙籠罩著舞臺的空間，熏得歌唱家們走了調。城裡的新聞記者對這些小小的不足之處毫不介意，他們交口讚揚那些值得紀念的東西。無可置疑，演出歌劇是由烏爾比諾醫生倡議的，他的倡議是那樣的富有感染力，以致使歌劇熱一直影響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導致了《特裡斯坦和依索爾德》、《澳賽羅人洞依達》和《齊格弗裡行》等著名歌劇的出現，造就了瓦格納、威爾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劇始終沒有發展到烏爾比諾所希望的頂點，因為意大利派和瓦格納派在幕間休息時並沒有象預期那樣面對面地敲著拐杖爭論得面紅耳赤。

　　烏爾比諾醫生從不接受任何委任。他無情地抨擊那些利用職業威望撈取政治地位的醫生。他一向被認為是個自由黨人，而且在選舉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選人的票，但與其說他站在自由黨一邊是由於信念，還不如說是由於傳統。當大主教華麗的四輪馬車通過時，也許他是最後一個當街下跪的貴族的成員。他認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義者，主張為了祖國的利益，自由黨和保守黨應該徹底妥協。然而，他在公開的行動中一貫自行其是，以致誰都不把他當做自己人。自由黨人把他看做山洞裡的哥特人，保守黨人認為他幾乎是共濟會成員，而共濟會員們又把他視做替羅馬教廷效勞的暗藏的牧師，對他深惡痛絕。對他的批評不那麼憤恨的人也認為，他只不過是全民族被無休止的內戰血泊淹沒之時的一名在花會中逍遙自在的貴族而已。

　　只有兩件事同他的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發戶區，新居是用卡薩爾杜埃羅侯爵古老的宮殿式的樓房換來的，那座樓房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這個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無名望又無財產的本地美女聯姻，從而遭到那些有著長長姓名的夫人們的暗中嘲笑。鑒於那位姑娘的「高貴出身」和「氣質」，她們無法不相信她比她們所有的人都更為優越。烏爾比諾醫生對那些議論和許多其它有關他公開形象的議論，一向心中有數，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個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後一個主角，這一點，他比誰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兩個平平庸庸的人。兒子同他一樣，是個醫生，就像歷代的所有長子一樣，毫無建樹，年過五十，連個兒子都沒有。女兒和新奧爾良銀行一個善良的職員結了婚，已進入更年期，膝下有三個女兒，沒有一個男孩。在歷史的長河裡，他的氏族血統將由此而中斷，這使他傷心不已，可是更令這位醫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後費爾米納的孤獨的生活。沒有他，她如何打發日子！

　　那場悲劇震撼了醫生的全家人，也影響到了全城，百姓們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聽個究竟。全市宣佈致哀三天，各種機構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鐘聲都在不停地敲響，直到死者的屍體在家庭陵園裡入葬。美術學院一個班的學生，做了一個遺體的真容模型，以便為將來塑半身像留下個模特兒。但是，這計劃剛開始便被取消，人們都這樣認為，那個逼真地塑出了醫生最後一到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莊重。一個湊巧打這兒經過的歐洲藝術名家畫了一幅傷感現實主義的大油畫，再現了烏爾比諾醫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鸚鵡的致命的一刹那。畫面上唯一與原來事實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無領襯衣和用綠色吊帶系著的褲子，而是戴著蘑菇帽，穿著霍亂流行期報上經常刊登的版畫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禮服。這幅畫在烏爾比諾醫生逝世幾個月之後陳列在一個名叫「金鈴襠」的大畫廊裡，讓民眾一飽眼福；爾後又掛在公私機關的牆上展出，這些機關都認為應向這位傑出的貴族表示敬意。最後，這幅畫陳列在美術學院，並為此在那兒舉行了第二次葬禮。又過了多年，美術學校的學生把它拿到大學廣場上燒掉了，他們把它看做一種美學的象徵，也把它看做一個令人厭惡的時代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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