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旺斯的一年(17)_彼得·梅爾

一七

　　葡萄大軍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一架耕耘機已經在瓜田裡翻土了。兩天后，插枝隊抵達——5個男人、 2個女人、4條狗。領隊的是種葡萄專家鮑琪先生，在盧貝隆地區種葡萄已有40年經驗。他親自在耕耘機後面推動小犁，好確定犁線筆直，間隔恰當。他穿著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臉神情專注。每條犁線的兩端各豎一根竹竿，以麻線連接，麻線上每隔若干距離做上記號。現在，整塊田已經分解成細長的條狀，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車運來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塗了紅色的臘。鮑琪先生檢查插枝裝備。我原以為是用機器插枝，卻只看到幾支中間空的鋼管，和一個木頭做的大三角。插校隊圍成一圈，接受任務分派，然後一哄而散，成編組隊形。

　　鮑琪在前面引導，像握著駕駛盤手持木三角一樣，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個點。他身後的兩個人便用鋼管依點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讓後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兒負責運送藤枝，順便評論男人們頭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頂時髦遊艇帽。狗兒快活地在每個人身邊打轉，跟麻線糾纏不清。

　　工作時間長了，隊形漸漸散開，鮑琪竟領先後面的人兩百公尺遠。可是距離似乎沒有構成聊天的障礙，而且還總是相去最遠的兩個人聊得最帶勁，位居隊伍中間的人則一邊趕狗，一邊插嘴說線不夠直。就這樣，聒噪不休的隊伍在田間移動，直到大約三點鐘光景，安莉提來兩隻大籃子，大夥兒停工，享用普羅旺斯式的下午點心。

　　田間茶館

　　他們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來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籃子裡裝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國麵包，顏色金黃，吃起來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來視察工作，我們看見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後點了點頭。這閒居無事的溫和老人過來喝一杯酒，坐下曬太陽。他用沾滿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問安莉今晚吃什麼。他想早點開飯，好觀賞最愛看的電視連續劇《聖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們伸伸懶腰，把牙縫裡的麵包屑剔乾淨，回去工作。天快黑時，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嶇不平的瓜田現在平整無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陽下苦有若無。插枝隊拉到我家後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幾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問他工錢多少。使用耕耘機三天，加上幾十小時的人工，我們該給他們多少錢？福斯坦急著解釋，連眼鏡都拿下來了。他說，藤枝的錢是我們要付的，至於其他的就不用了。這山谷裡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種時，大家就來義務幫忙。算起來誰也不吃虧，他說，倒省了填寫發票、繳稅什麼的。他笑著用手指摸摸鼻樑，又以「小事一樁、不值一提」的語氣問道，趁著耕耘機和農夫們都在這裡，要不要再種上250棵蘆筍呀？

　　第二天，蘆筍就種好了。，我們那「普羅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論，此刻宣告無效了。

　　捍衛家園

　　盧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聲息。獵人離去之後，潛伏了一冬的鳥兒便從藏身的林中出來，它們的歌聲取代了槍聲。我沿山徑走向馬索家時，唯一刺耳的是一陣猛烈的敲打聲。我暗想，會不會是馬索眼看觀光季節將臨，決定豎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徑上看見他。他在林間空地的邊緣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樁，木樁頂端釘了一塊破破爛爛的錫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亂地塗抹著：「私人土地！」馬索正端詳他的新作，山道上躺著另外三根木樁和告示，還有一堆圓石。他朝我道了一聲早安，拾起一根木樁，往地下猛錘，仿佛那可憐的木樁剛犯了什麼不孝之罪，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無情地處罰。

　　我問他在做什麼。

　　「趕走德國人。」他說了，動手搬運圓石，在木樁之間排成圍籬。

　　他進行封鎖的這塊土地，並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於山徑的另一邊，不可能屬他。我便說，我以為這地屬國家公園範圍。

　　「是沒錯，」他說，「可我是法國人，所以它屬我，不屬德國人。」他又搬了一塊圓石。「每年夏天他們都跑來，搭起帳蓬，弄得樹林裡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點燃一支煙，順手就把空煙盒丟進樹叢裡去。我問他難道沒想到德國人也許會買下他的房子？

　　「帶了帳蓬來的德國人，除了白麵包以外什麼也不會買。」他嗤之以鼻地說：「不信你看看他們開來的車—裝滿德國香腸、德國啤酒、德國泡菜。他們全都帶來啦。知道了吧？他們真是吝嗇鬼！」

　　馬索扮演起田園衛士兼旅遊業專家的角色，繼續說明普羅旺斯農人的困境。他承認觀光客——包括德國觀光客——給地方上帶來財富，有些外人在這裡購置房產，也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機會。可是看看他們把本地房地產價格哄抬到什麼地步2簡直駭人聽聞。農民根本買不起。我們避免談馬索自己想在房地產上頭大賺一筆的事，只聽著他歎息這一切太不公平。

　　歎息過後，他又開心笑起來，告訴我一個買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結尾很讓他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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