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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


  邏輯上的尷尬……為了打圓場,漢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張,好像引導談話的方向是他的職司所在,提出了死刑問題來討論。刑訊儘管廢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辦法叫被告服輸認罪。但死刑看來將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開化的那些民族仍堅持保留著它。法國人企圖以放逐取而代之,得到了慘痛的教訓。當局乾脆不知道除了砍掉他們的腦袋,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能有效地處治那些「人形動物」。

  他們不是「人形動物」,塞特姆布裡尼先生糾正說;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師,以及發言者本身一樣的人——只是這些人意志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會的犧牲品。他講到一個重罪犯人,一個殺死多人的兇手,屬￿檢查官們在最後的公訴狀中習慣地稱之為「獸性的」或「人形禽獸」一類。這個人卻在牢房的四壁寫滿了詩句,而且寫得很不壞;這些詩句——比起他的檢查官們偶爾心血來潮的創作來,不知要好多少倍。

  這說明文藝是件有點特殊的事,納夫塔反駁道。除去這點,塞特姆布裡尼先生講的情況毫無任何意義。

  漢斯·卡斯托普說他估計對了,納夫塔先生贊成保留死刑。在他看來,納夫塔跟塞特姆布裡尼先生一樣也是革命者,只不過是保守意義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裡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說,世界將會認真對待這種反人道的革命。納夫塔先生在對文藝表示過懷疑之後,該坦率地談談他這革命是連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採用的吧。用這樣的極端主義,不可能爭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個以在所有文明國家取締死刑為目標的國家聯盟不久前剛剛成立。他塞特姆布裡尼有幸也是該聯盟成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尚待確定;不過人類可以相信,屆時大會的發言者都會有足夠的論據武裝自己!他當即便引了幾條論據,諸如誤判誤殺的可能性總是存在,永遠也不應放棄犯人會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而至於引經據典,論證一個國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著眼於使人變得高貴善良的話,那就不該以惡對惡。他先從科學的決定論出發抨擊了「罪」的概念,然後否定了「懲罰」這個概念的合理性。

  緊接著,「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見,納夫塔如何一條一條地扭斷塞特姆布裡尼的論據的脖子。他嘲笑這位人道主義朋友對鮮血的恐懼和對生命的尊重,認為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只屬￿那些最平靜無風的資產階級時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動的情況下一旦有某種超出「安全」考慮的考慮,也就是非個人的和超個人的思想起了作用——這本是唯一符合人類尊嚴,在更高的意義上講因而也是正常的狀態——那就任何時候都不但會毫不猶豫地為更高的思想犧牲個體生命,而且還將要求個人志願地為這種思想鋌而走險。塞特姆布裡尼先生的仁慈嘛,他說,只會導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嚴峻的因素,只會閹割生命,連他那所謂科學的決定論也只能起這樣的作用。可真實的情況是,「罪」這個概念並未因為有了決定論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並且變得更令人不寒而慄。

  說得不壞。他是不是要求社會的不幸犧牲者老老實實地感覺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場並非無辜呢?

  不錯。罪犯自然會全身心滲透著犯罪意識。因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願意成為別樣的人;而這正是罪惡的本性。納夫塔先生將罪惡與功勳的概念從經驗範疇提升到了形而上的範疇。他說,在行為和行動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決定作用,無所謂自由可言,但存在中顯然有自由。

  人正好是他想要成為的那個樣子,而且至死不會改變;他正是「為他的生」而樂於殺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為償還,這並不過分。他希望死,因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最大的滿足?

  最大的。

  大夥兒全都無言以對。漢斯·卡斯托普輕聲咳嗽兩聲。魏薩爾把下巴撇到一邊。費爾格先生連聲歎息。

  塞特姆布裡尼先生溫文爾雅地指出:

  「大家看見了,有人就是這樣拿他個人的情況去推論世人。請問,您能從殺人中得到滿足吧?」

  「這與您毫不相干。不過,我真要這麼幹了,我將當面嗤笑那個無知的人道主義者,他竟願意喂我豆子湯直至我死。讓殺人者比被殺者活得更久,這毫無意義。他們兩人分享和共同保守著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將他們倆聯繫在一起;換一種類似的情況,兩人還一樣,只不過一個忍耐,另一個行動罷了。他們倆應該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裡尼冷漠地承認,他缺少理解這種死亡與兇殺的神秘主義的器官,也不稀罕有這樣的器官。他毫不懷疑納夫塔先生的神學天才——在這方面他無疑望塵莫及,不過卻聲明自己並不羡慕。一種無法克服的潔癖,使他遠遠避開剛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說的那種敬重苦難的環境。在那兒,顯然不只對肉體的苦難是如此,對靈魂的也一樣,簡單地講,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錢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榮耀無比。

  納夫塔證實,德行和健康確實不是虔誠的狀態。如果弄清楚了信仰與理性和道德根本沒任何關係,他說,那就收穫不小。須知,他補充說,信仰與生活毫無牽連。生活所依賴的條件和基礎,一部分屬￿認識的範疇,一部分屬￿道德的範疇。前者系時間、空間和目的,後者指倫理和理性。所有這一切對於信仰來說不只是異己的和無意義的,而且是敵對的;須知正是它們構成了生命存在,構成了所謂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絕對的反面,而且是絕對天才的反面。說到天才,他納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認天才在生活領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種樂天知命的資產者,他們氣魄宏大的市儈之風,他們出類拔萃的庸人習氣,不可否認,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為我們發現,他們那麼倒背著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活脫脫成了無信仰的化身。

  漢斯·卡斯托普像位教書先生似的舉起食指。他說,他原本哪一方面都不想開罪;不過這兒顯然談到了進步,談到了人類的進步,也就是在一定意義上談到了有教養的西方的政治、共和制度和文明。對此他認為,生活與信仰之間的差異抑或如納夫塔先生可能想說的矛盾,都可以歸究到時間與永恆的矛盾上去。因為進步只存在於時間之中;在永恆裡不存在進步,也不存在政治和辯論。在永恆裡,人可以閉著眼睛不動腦筋,一切全憑上帝安排。這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區分,說得籠統一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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