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契約論第四卷第八章論公民宗教(3)

第八章論公民宗教(4)

　　為了使社會得以太平，和諧得以保持，所有的公民就必須毫無例外地都是同樣善良的基督徒。但是，只要不幸出現了任何一個野心家、任何一個偽善者，例如一個卡提裡那或是一個克倫威爾；那末，這位野心家或偽善者在他那些虔誠的同胞中間，就一定會暢通無阻的。基督教的仁愛，輕易不許人把自己的鄰人想得很壞。一旦這個野心家或偽善者出於某種機智，居然發現了足以欺騙世人並攫取一部分公共權威的藝術之後，於是他就成了尊嚴的化身，上帝也就要人們去尊敬他；不久他又有了權力，於是上帝也就要人們去服從他。如果這位權力的受任者濫用其權力的話，那就是上帝在用鞭子懲罰自己的兒女了。人們有意要驅逐篡奪者，但那就要擾亂公共的安寧，就要使用暴力，就要流血；這一切都與基督徒的溫良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歸根到底，我們在這種苦難的深淵裡究竟是自由的還是被奴役的，又有什麼關係呢？根本的問題乃是要上升天堂，而聽天由命只不過是上升天堂的另一種手段而已。

　　假如爆發了對外戰爭，那末公民們就會毫不為難地出發作戰，他們之中決不會有任何人夢想到臨陣脫逃的；他們在盡自己的責任，但是對於勝利卻沒有熱情；他們善於效死更甚于戰勝敵人。他們究竟是戰勝者還是戰敗者，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上帝難道不比他們自己更明白他們應該是怎樣的嗎？就請想像，一個驕橫慓悍而意氣激昂的敵人，會從他們的這種斯多葛主義裡得到多少好處吧！把那些對於光榮與對於祖國充滿著熱愛的豪俠慷慨的民族，面對面地擺在這種基督教民族之前吧，試想你那基督教共和國是在和斯巴達或者羅馬面對著面吧；這些虔誠的基督徒恐怕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楚之前，就會被擊潰、被粉碎、被消滅的；或許他們可以保全下來，但那僅僅是由於他們的敵人對他們心懷鄙夷的緣故。在我看來，法比烏斯手下兵士們的誓言是一個很好的誓言；他們並不宣誓要效死或者要戰勝，他們只是宣誓要以勝利者的資格凱旋，而且他們信守了自己的誓言。基督徒是從來不做這樣的事情的，他們會以為這是在試探上帝了。

　　然而，當我說一個基督教的共和國時，我已經是錯了；因為這兩個名詞是相互排斥的。基督教只宣揚奴役與服從。它的精神是太有利於暴君制了，以致暴君制不能不是經常從中得到好處的。真正的基督徒被造就出來就是作奴隸的；他們知道這一點，可是對此卻幾乎是無動於衷；這短促的一生在他們的心目之中是太沒有價值了。

　　有人向我們說，基督徒的軍隊是很出色的。我否認這一點；就請他們給我指出這種事實來吧。至於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麼基督徒的軍隊。有人會向我指出十字軍來。關於十字軍的勇敢這裡不必爭論，我只要指出十字軍遠遠不是基督徒，他們乃是牧師的兵士，他們乃是教會的公民；他們是在為他們的精神的國家而作戰的，但是這個精神的國家卻不知怎麼回事竟被教會弄成為塵世的了。很好地明瞭了這一點之後，這就又回到異教主義去了；福音書從不曾建立過什麼民族的宗教，因此在基督徒之間，任何神聖的戰爭都是不可能的。

　　在異教皇帝的麾下，基督徒兵士是勇敢的；所有基督徒的作家都肯定這一點，而且我也相信這一點；但那乃是對異教軍隊的一場榮譽競爭。自從皇帝成為了基督徒，這種競爭就不復存在了；並且當十字架驅逐了鷹之後，羅馬的全部尚武精神也就消失了。

　　然而，撇開政治的考慮不談，現在讓我們回到權利問題上來；並且讓我們在這一重要之點上確定我們的原則。社會公約所賦予主權者的統治臣民的權利，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決不能超出公共利益的界限之外。因此臣民們的意見所應該遵從於主權者的，也僅僅以那些與集體有重要關係的意見為限。可是，每個公民都應該有一個宗教，宗教可以使他們熱愛自己的責任，這件事卻是對國家很有重要關係的。但這種宗教的教條，卻唯有當其涉及到道德與責任——而這種道德與責任又是宣揚這種宗教的人自己也須對別人履行的——的時候，才與國家及其成員有關。此外，每個人便都可以有他自己所喜歡的意見，而主權者對於這些意見是不能過問的。因為，既然主權者對另一個世界是根本無能為力的，所以只要臣民們今生是好公民，則無論他們來世的命運如何，就都不是主權者的事情了。

　　因此，就要有一篇純屬公民信仰的宣言，這篇宣言的條款應該由主權者規定；這些條款並非嚴格地作為宗教的教條，而只是作為社會性的感情，沒有這種感情則一個人既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也不可能是忠實的臣民。它雖然不能強迫任何人信仰它們，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們的人驅逐出境；它可以驅逐這種人，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敬神，而是因為他們的反社會性，因為他們不可能真誠地愛法律、愛正義，也不可能在必要時為盡自己的義務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已經有人公開承認了這些教條，而他的行為卻和他不信仰這些教條一樣，那就應該把他處以死刑；因為他犯了最大的罪行，他在法律的面前說了謊。

　　公民宗教的教條應該簡單，條款很少，詞句精確，無需解說和注釋。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聖明的神

　　明之存在，未來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對壞人的懲罰，社會契約與法律的神聖性，——這些就是正面的教條。至於反面的教條，則我把它只限於一條，那就是不寬容；它是屬我們所已經排斥過的宗教崇拜的範圍之內的。

　　我的意見是，那些把政治的不寬容和神學的不寬容加以區別的人乃是錯誤的。這兩種不寬容是分不開的。我們不可能和我們認為是要墮落到地獄裡去的人們和平共存，愛這些人也就是仇視懲罰這些人的上帝了；我們必須絕對地要末是挽救他們，要末是折磨他們。凡是承認神學上的不寬容的地方，都不可能不產生某種政治效果的。而且只要神學上的不寬容一旦產生了這種效果，主權者即使在世俗方面也就不再是主權者了；從此牧師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而國王則只不過是牧師的官吏而已。

　　現在既然已不再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排他性的國家宗教，所以我們就應該寬容一切能夠寬容器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們的教條一點都不違反公民的義務。但是有誰要是膽敢說：教會之外，別無得救，就應該把他驅逐出國家之外，除非國家就是教會，君主就是教主。這樣的一種教條，唯有在神權政府之下才是好的，而在其他一切政府之下就都是有毒害的。傳說中亨利第四在接受羅馬教時所根據的那種理由，是應該使得一切正直的人都脫離羅馬教的，而尤其是每一個善於思想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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