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40)_盧梭

四〇

　　人們在自然狀態中，利用自然現成的賜予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需要。但是隨著人類的繁殖，這些賜予相對地變得更加少了。貧困迫使人們尋找維持生命的新方法。各式各樣的發明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沿海和河流的兩岸，人們發明捕魚的器具，從而變成漁民。在森林中，他們設計出弓箭，而成為獵手和戰士。在寒冷的地區，他們穿著被他們殺死的野獸的皮。雷電、火山噴溢或者其他一個什麼幸運的機會使他們認識了火，於是他們得到一種同冬季的寒冷作鬥爭的新武器。起初他們保存火，接著取得火，而最後利用火來煮食物。人對和他自己不相似而且互相間也彼此不相似的事物的這種態度，漸漸在人的頭腦中產生事物相互關係的觀念。於是人就有類似思考的某種東西。有了這種東西以後，人對動物的優越性就逐步增大起來。雖然一些動物具有更大的體力，另一些動物跑得更快，但是人同時成為一些動物的主人和另一些動物的禍害。最初的這些進步使人取得一種地位，在這種地位上人越來越容易進行新的事業。盧梭說：「智慧越發達，技巧便越趨於完善。」②人很快就不睡在樹下或洞穴中；他學會了做石斧和蓋茅舍。在盧梭看來，技術的這種進步在人們的相互關係中引起了第一次偉大的變革：家庭的產生。而在這種進步之後，其他進步不能不接踵而來。現在很不容易解決的是人們怎樣認識了鐵和學會了使用鐵。很難假定人們之知道鐵是由於某種幸運的偶然性，因為鐵礦通常是在沒有植物的不毛之地。按照盧梭的見解，仿佛自然力圖不讓我們發現使用鐵這個非常不幸的秘密。①最後，我們的作者才又考慮到火山：某個火山突然爆發，噴出正在熔化中的金屬物質，才使人的頭腦第一次想到可以冶煉金屬。但是即便這個假設盧梭也覺得不很可靠，因為觀察火山爆發只有在智慧發達的人那裡才能引起上述思想，自然人的頭腦在還不認識金屬時未必會有這種發達的智慧。

　　②見本書第115頁。

　　①同上，第121—122頁。

　　無論如何，人是學會了使用金屬，而人這一新的巨大的技術進步和農耕一起，成了人類相互關係中新的偉大變革的原因，就是說產生了國家。金屬的冶煉和農耕創造了文明。亞美利加的野蠻人不從事農耕，也不冶煉鐵；他們仍然是野蠻人。其他某些民族知道了這些實際技能中的一種，而不知道其他技能；他們仍然是野人，「歐洲的開化，與其他各洲相比，雖不算早，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它的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較少間斷，因此，文明化的程度也較高；其所以如此，最主要原因之一，或許是因為歐洲不僅是產鐵最多，同時也是產麥子最為豐富的地方」。②

　　②同上，第121頁。

　　農耕必然會引起土地私有制的產生，而隨著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一直到國家制度。盧梭繼格老秀斯之後重複說，希臘人稱賽麗斯女神為立法者，他們的意思是說土地之劃歸私人所有產生了一種新的權利，這種權利和自然權利不同。①

　　①見本書第123頁。

　　從這一切議論中可以很好地看出，盧梭所謂知識進步的「偶然」原因，實際上並不在人的本性，而在人的周圍環境，首先是地理環境。按照他的理論，如一些部落以狩獵為生，另一些部落以捕魚為生，這種情況就取決於地理環境的特性。同樣的特性最後會引起其他的技術進步：金屬冶煉、農耕等。如果歐洲的文明程度比其他所有各洲更高更穩定，那麼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可以用歐洲大陸的自然條件來說明。任何特定的地理環境的性質，在一定的程度上對落入這種環境的人來說是偶然的。他可能落入，——在其他場合下也真正會落入，——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的地理環境。但是，用不著說，地理環境的特性本身完全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些特性是特定地區地質史的必然產物，——它們對人的影響顯然具有必然性的一切特徵。人不能不為自己的生存進行鬥爭，而在生存鬥爭中，他不能不利用特定的地區供給他使用的那些手段。要知道，不是什麼別的東西，而是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著人在一個地方成為獵人，在另一個地方成為漁人。當然這決不是說地理環境萬能，而人則毫無作用。積極的作用不屬地理環境，而屬人。但在特定的時間裡，人只能在一定範圍內利用他居住的地區的自然條件提供給他的那些生存手段。這個範圍是由人的智慧發展的水平決定的。盧梭很好地瞭解和十分清楚地說明過這個道理。而且我們已經看到，人的智慧發展道路上每一個新的進步，都是由於技術上在一定程度內預先有一種成就或一些成就所引起的。按照盧梭的理論，這就意味著，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同時這也意味著人的發展過程具有合乎規律性的、即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性質。所有這些綜合起來就證明，我們這位對唯心主義歷史觀感到不滿的作家朝歷史唯物主義方向走了很大的幾步。在說明人類文化發展過程方面，盧梭表現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尤其是著名的《古代社會》一書作者美國人摩爾根的最卓越的前輩之一。

　　在哲學上他是唯物主義不可調和的敵人。只要讀一讀他的《薩伏依神甫的信條》（Profession　de　foi　du　vicaire　savoyard）就可以充分確信這一點。按其哲學觀點，他無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不過（正象同一部《薩伏依神甫的信條》所表明的一樣），他的哲學唯心主義並不很嚴整，也沒有經過充分周密的考慮。對歷史的唯物主義觀點在這位唯心主義者那裡，比在敵視他的唯物主義集團「霍爾巴赫派」那裡要多得多。我請讀者注意，我根本無意於斷言，好象盧梭在其對歷史作唯物主義解釋時是完全徹底的。他有時也常常回到唯心主義。例如，他很難擺脫自由與必然的對立，這種對立在除開謝林或黑格爾這樣的大家以外所有唯心主義者的言論中都起著很大的作用。雖然他「大膽地描繪的」人類發展梗概的景象把人類的發展說成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不過盧梭喜歡重複說，如果人們願意的話，這個過程可能部分地改變自己的方向，或者至少大大地延緩下來。他在重述這種看法時，只有在很少的場合下，才對特定條件下人們不可能希望作一種和他已有的行動不同的行動這個問題加上一些不很果斷的保留意見。我認為下面就是這種保留意見中最突出的一個。

　　我們所分析的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第二部分是從這樣一個著名的見解開始的：誰把一塊土地從四周挖溝圈起來，然後說「這是我的」，誰就是文明社會真正的奠基者。在這個見解之後，盧梭用熱情的聲調疾呼：「假如有人拔掉木樁或者填平溝壕，並向他的同類大聲疾呼：『不要聽信這個騙子的話，如果你們忘記土地的果實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屬任何人的，那你們就要遭秧了！』這個人該會使人類免去多少罪行、戰爭和殺害，免去多少苦難和恐怖啊！」在這一段可以使人因之認為盧梭不是社會主義者就一定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熱烈的話中，鮮明地表現出他把必然和自由對立起來的那種傾向。我們已經知道，按照他的學說，私有權是作為人的生產力發展（金屬的冶煉和農耕）的必然結果出現的。我們記得，盧梭怎樣繼格老秀斯之後重複說，希臘人不無原因地把賽麗斯女神稱為立法者。而現在他卻想到，如果某個用心善良的人希望反對私有制度，即如果自由的力量起來反對必然的力量，事情就完全會朝另一個方向發展，賽麗斯女神也沒有理由頒佈自己的法律了。但是接著盧梭對一種力量起來反對另一種力量的可能性立即發生懷疑。他繼續說道：「但是，想必那時一切事物已經發展到不能再象以前那樣繼續下去的地步了」，①等等。換句話說，想必在當時的條件下，誰也不會想到要反對私有制度，而要是有人想反對它，或事實上有人想反對它，那他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戰勝它的擁護者。這種觀點也許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表示：想必在當時的條件下，人們自然會希望建立私有制，這就是說，想必當時人們意志的傾向恰好表現了當時的必然性的力量。同一個思想的這種新的表達方式會具有很大的優點，可以解決自由與必然的二律背反。偉大的唯心主義者謝林和黑格爾（還有萊布尼茨）正是這樣解決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的。不過盧梭並沒有解決這個二律背反。他只是有了可能解決它的預感。而且就是這個在剛才指出的保留意見中如此明白地表露出來的預感，在他那裡也是很少見的。大體上說，他不僅保留著尚未解決的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而且是在這種二律背反的基礎上建立其關於社會繼續發展合乎願望的進程的見解的。在純哲學問題上，他無論如何不能超出膚淺的唯心主義者之上。但是，當這位膚淺的唯心主義者思索到文化發展的動力時，儘管有個別唯心主義偏向，卻是象一個唯物主義者那樣進行推理的，而且在自己的推理中，往往表現出他是一個真正有天才的人。在這方面，十八世紀所有的唯物主義者中間，只有愛爾維修才能同盧梭並駕齊驅，而在思想的力量方面還遜于盧梭一等。

　　①見本書第111—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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