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41)_盧梭

四一

　　Ⅳ

　　唯心主義的偏向，在盧梭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當然破壞了他的唯物主義見解的嚴整性。他不善於克服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這使得這些見解帶有不徹底性的因素。上文引述的關於私有制產生問題的保留意見證明，有的時候他並不是沒有模糊地意識到這種因素的存在，也不是沒有即使排除不了這個因素，至少得削弱這個因素的朦朧的希望。不過使我們的作者在他關於「自然人」的錯誤觀念中最感到麻煩的那個主要困難根本不在這裡。

　　他的「自然人」是最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獨自一個人」（Seul）過活，因此他沒有絲毫關於任何社會聯合的概念。家庭和國家在自然狀態中都是不存在的。盧梭對自然人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絕對不是僅有的看法。十八世紀的作家們繼承著十七世紀前輩們的先例，經常總是把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看作文化發展中的出發點。這在極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明那個大家都知道的事實：他們在自己的推理中喜歡援引人的自然狀態。既然在這種狀態中，按照他們的假定，不存在任何一種社會聯合，於是他們以為只要拿這種狀態同「文明」的生活方式加以比較，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確定社會關係在人類本性的種種特性的發展中所起的那個使他們發生強烈興趣的作用。有個著名的查理·波恩就《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寫過若干批評意見，同時還說，社會生活是人類本性的必然結果。盧梭在回答查理·波恩的時候說道：「我請您不要忘記，在我看來，生活在社會中對人類說是十分自然的，正象老年衰頹對個人說是自然的一樣……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年老唯一的來源是人的本性，而社會生活方式則不是直接來自人類的本性，象您斷定的那樣，而只是由於某些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外部情況，如我所證明的。」①這就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一種信念：人完全不是一生下來就只過社會生活的，因為社會僅僅在人類的老年期才產生。然而正是這個信念使盧梭陷於種種不可克服的理論窘境中。下面就是其中的一種。

　　①對用菲洛波利的筆名反對盧梭的查理·波恩的這個回答，刊載在我引證的那一版《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附錄上（盧梭致菲洛波利的信）。上面這一段話在第184頁上。

　　語言是人類理性進步雖不充分、但是必要的條件。然而正象盧梭告訴我們的，「自然人」過著孤獨的生活，他和自己的同類沒有任何往來。因此，他既沒有語言的需要，也決不可能進而掌握分節語。然則他從哪裡獲得這種語言呢？語言的產生是由什麼原因引起的呢？

　　盧梭長期勞而無功地糾纏在這個問題上。最後他幾乎想承認自己對付不了它，他宣稱：「語言單憑人類的智能就可以產生並建立起來（naitre　et　Sétablirpar　des　moyens　purement　humains），這幾乎已被證明是不可能的事」②。這使人想起德·鮑納利，他後來（在復辟時代）教導說，語言是神給予人的。如果說，我們的作者在暗示語言起源的某些非「純粹」人類的原因時指的是和後來德·鮑納利所作的那種解釋相似的某種東西，那麼，他由於有敏銳的智慧就不能不意識到，實質上這等於什麼也沒有解釋。大概就是這種意識曾經迫使他讓其他的研究者去解決哪一個更必要：是社會的存在對「語言的建立」（l』institutiondes　lahgues）更必要呢，還是語言的存在對社會的產生更必要。①有某個時候根本不可能解決誰先誰後的問題：雞在蛋先呢，還是蛋在雞先。只有當生物學掌握了發展的觀點以後，這個問題才是可以解決的，而且是非常容易解決的。但是，盧梭採取的「自然人」是極端個人主義者的假設，有時使他根本不能瞭解這個觀點。如果我們記得，正是在發展問題上，即實質上是在決定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原因問題上，特別有力地說明了我們作者的天才，那麼我們應當承認，上面這個假設給他造成了許多很大的不幸。

　　②見本書第95頁。

　　①參看本書第95頁。

　　請注意他究竟得出什麼結論。他以驚人的明確性論述社會發展的原因，卻不預先說明這些原因怎麼能發生作用。這似乎奇怪，但的確如此。他沒有說明「自然人」怎麼能夠在文化領域內邁進任何最小的幾步。而且只要認為自然人是象盧梭描繪出來的那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的話，也就不可能說明這個道理。

　　非常清楚，在沿海，人們會變成漁人，在森林裡，人們會變成獵人。但是當我們現在談到野蠻的獵人或漁人的時候，我們一定是以為他們過著社會生活。

　　在我們看來，問題可能只在於人們的原始社會結構是怎樣的，以及作為人們固有的獲得食物的方式的結果，這種社會結構是怎樣出現的。①而在盧梭的心目中，社會的產生是人類年老衰頹的一個特徵。因此，只有在我們談到人類老年期的時候，獵人和漁人的部落才能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雖然他們的文化水平極其低下。這個意見尤其適用于盧梭那個完全正確的猜測：調節尼羅河定期氾濫的必要性引起了埃及科學技術的進步。事情很明顯，尼羅河的氾濫不是由「自然人」調節的，因為按照盧梭的假設，自然人過著完全孤獨的生活，他們同其他的人們沒有任何往來，也不感到有任何必要進行這樣的交往。這種氾濫是由「文明人」來調節的，尤其是由從事農耕的「文明人」來調節的。因此，無論盧梭關於推動文化進步的原因的見解多麼富於天才，這些天才見解中任何一個見解都排除不掉最主要的困難，即解決不了在人獨自過活的時候文化的進步一般說來究竟是如何開始的根本問題。盧梭本人說，即使這時有所發明，除了發明者以外仍然是沒有人知道的，並且會隨著發明者的死亡而消滅。「在這種狀態中，既無所謂教育，也無所謂進步，一代一代毫無進益地繁衍下去，每一代都從同樣的起點開始。許多世紀都在原始時代的極其粗野的狀態中度過去；人類已經古老了，但人始終還是幼稚的。」①

　　①的確，就在現在也可以遇到一些研究者，準備宣佈野蠻人是大大的個人主義者。例如卡爾·布赫爾在其《論國民經濟的起源》一書中就宣佈野蠻人是這樣的人。不過布赫爾畢竟是個例外（關於他的觀點，請看我的論文《原始民族的藝術》和《再論原始民族的藝術》。〔全集俄文版第14卷〕，載論文集《我們的批判家之批判》聖彼得堡1906年俄文版）。我之所以必須在那裡駁斥布赫爾把野蠻人看作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的觀點，是因為這個錯誤的觀點在這位德國學者那裡，同另一個同樣錯誤的命題緊密聯繫著，這個命題就是：「遊戲早於勞動，而藝術早於用品的生產。」

　　①見本書第106—107頁。

　　如果自然狀態的確是如此，如果它的特徵真是既無所謂「教育」，也無所謂「進步」，那麼還是不明白，為什麼這種狀態中斷了，換言之，即使是最緩慢的、勉強可以覺察得到的進步是如何開始的。按照盧梭的理論，技術的進步，——而且還是很大的技術進步，——乃是產生社會的必要前提。因之，如果不可能有技術進步，也就不可能有社會。人類只有在年代學的意義上才會衰老。在文化方面他應該永遠是年輕的，這是因為正象我們剛才看到盧梭說的那樣，每一代都是從同樣的起點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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