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37)附錄2

三七

　　附錄2.讓·雅克·盧梭和他的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學說

　　普列漢諾夫

　　Ⅰ

　　讓·雅克·盧梭是十八世紀法國文學最卓越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是一個天才的作家。這是大家公認的，也是在他誕生兩百周年紀念的時候再一次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複過的。但是他的天才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對於這個十分自然的問題，在為今年六月的紀念慶祝活動所寫的許許多多書籍、小冊子、大小論文和短評中，很難找到稍微滿意的回答。大多數用書面和口頭論到盧梭的人都認為，我們現在不能同意他的思想，不過我們還是應該紀念他，因為這些思想敘述得非常好。這很象有個什麼人說過的話：我們尊敬普希金是光輝的詩匠。但是說某某作家是光輝的詩匠，還遠不等於說他是偉大的詩人。同樣，承認特定時代特定的政論家是卓越的文章家，還不等於承認他是偉大的作家。作家的偉大不是用他們文章風格的美來衡量的。凡是用筆很好地敘述出偉大思想的人都是偉大的作家，正如凡是用嘴很好地敘述出偉大思想的人都是偉大的演說家一樣。況且最好的風格當它不再是一種表現具有重大意義的內容的形式的時候，也會很快變成矯揉造作的東西，即成為不好的東西。這不但在文學上是正確的，而且在藝術上也是正確的，大家知道，藝術作品也有其本身的風格。為什麼米開朗琪羅的學生們無論在繪畫方面或者在雕塑方面都只能創造極其平庸的作品呢？原因很簡單：他們掌握了自己的天才老師的風格以後，不能提高到使這種風格得以產生的那些深刻的內心感受的境界。因此這種風格在他們那裡很快就變成了一種滑稽可笑的東西，雖然，毫無疑問，這種風格在米開朗琪羅本人那裡是光輝燦爛的。這位天才的佛羅倫薩人大概預見到了等待著他的輝煌風格的命運。他跟同時代那些對他處理材料的技巧感到驚奇的人說過：「我的知識造成一大批無知的人。」這些話初看起來離奇古怪，卻表明了對事物的深刻理解。

　　不過我們回頭來談盧梭吧。下面我們會看到，現今駁斥盧梭思想的絕大多數批評家和政論家，對盧梭採取否定的態度，並不是出於理論上的考慮，而是出於實踐上的擔憂。於是我們深信，這些批評家和政論家之所以駁斥這些思想，原因不在於思想的內容，而在於批評家和政論家本身的社會同情。這種信念當然不妨礙我們承認，就純粹理論上的考慮說，盧梭的許多思想在我們的時代不能認為是令人滿意的。它們在很多方面已經過時了。這是事實。但是只尊敬盧梭是光輝的文章家，畢竟是非常奇怪的。要知道，例如亞裡士多德在自己的《政治論》中發揮的那些思想也很過時了。可是誰會因為這種無可懷疑的情況而想到要假定亞裡士多德《政治論》的意義現在對我們說來只在於它的文體呢？……

　　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變化。隨著特定國家的社會關係的改變，體現這些關係的思想也在改變。表現那些已經不再存在的關係的思想，不能不是過時的。然而就是過時的思想，按其意義說，並不都是一樣的。其中也有重大的思想、普通的思想和渺小的思想；有深刻的思想、平庸的思想和完全膚淺的思想。此外也有這樣一些思想，這些思想甚至在當時就是不正確的，換句話說，剛產生出來就過時了。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即使我們發現過去某一個歷史時代的特定作家的思想是過時的，我們還不能據此確定這思想的相對重要性。為了給這些思想以正確的評價，我們必須弄清楚，使我們發生興趣的那個作家的對他的時代來說已經過時的思想究竟是什麼。那時也許會發現，這些思想在當時不但是新鮮的，而且也是很深刻的，甚至簡直是天才的。那時我們就應該承認，說出這些思想的人是天才的，甚至根本不顧及他的文體。在文學作品中，文體當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這個作家說出了天才的思想，縱然用的是不很好的文體，也還得承認他是天才的。盧梭的情況正是這樣。不用說，他敘述自己的思想時具有非同凡響的才華，這使得對他抱有成見的讀者感到驚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征服了他們。這當然是很大的優點。但是即便根本沒有這個優點，即便盧梭的論文和書籍敘述得根本不出色，只要其中表現的思想是卓越的，問題仍然沒有改變。如果我們不得不回答「這些思想對自己的時代來說是天才的」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縱令盧梭的敘述沒有才華，他仍不失為一個天才的作家。

　　這裡應當再補充一點。在分析任何理論著作時，——而我們在此地正是討論盧梭的理論著作，——只考慮其中包含的思想和敘述這些思想的方式是不夠的。在這裡，還絕對必需考慮某個第三種東西，這就是研究的方法。方法，這是用來發現真理的工具。它所以重要，不在它本身，而在於利用它可以做出一些結論，正象在物質生產領域內，工具之所以重要不在工具本身，而在於利用工具可以得到一些必需的物品。而且在物質生產領域中，特定工具帶來的利益，是由實際使用工具而能獲得的那些物品的總和決定的，並不是由單獨拿出的其中任何一種物品決定的。同樣，在精神勞動領域內，特定方法的優點也取決於應用此種方法的研究者得出的所有那些正確結論的總和，並非取決於其中任何一個結論。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作家特別有力地顯示出自己的天才，恰恰是在他得出錯誤結論的時候。這種情況，例如在俄國社會思想史上就可以找到。當別林斯基在一篇關於波羅丁周年紀念的論文中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的時候，他就表現出自己是一個特別深刻的思想家。這類事情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正象射手即便使用很好的槍，也並非永遠都命中目的。然而，如果用很好的槍射擊可能失誤，而用弓射擊卻很可能命中目的，那麼由此完全不應該得出結論說，用任何東西射擊：用完善的槍或者用太古的弓，都是一樣的。和弓比較起來，槍畢竟利害得多。同樣的道理：雖然掌握更現代的研究真理的方法可能犯錯誤，而利用比較落後的方法卻可能達到正確的結論，但這還是完全證明不了方法的意義很小。和比較落後的方法相比，更現代的方法畢竟更有成效些。如果發現更現代的方法的作家本人，並非始終都善於無誤地實際運用此種方法，那麼這還是不會取消發現這方法的重要意義。繼他而起的人們，不但會依據他的新方法改正他的失誤，而且一般說來，他們對科學作出的成績會比他們過去利用成效較少的舊方法所作出的成績大得多。因此，發現更完善的方法的人，其功績終究是很偉大的，儘管他有個別錯誤。因此我才說，分析理論著作時，只評價其中包含的思想和敘述這些思想方式是不夠的，還應當考慮到作者用來得出自己思想的那個方法。方法的正確可以綽綽有餘地補償個別結論的錯誤以及敘述的平淡無味。

　　至於盧梭，則正如上文已經說過的，他的光輝的敘述才能決沒有引起任何爭論。長篇大論地來談論這一點是完全無益的。而盧梭藉以得出自己的那些雖然現已過時的思想的方法，卻不是這樣。對於這個方法，過去和現在都很少談到，——幾乎完全沒有談。而它卻值得給以最大的注意。

　　這篇文章的任務也就在於從方法論的觀點評價盧梭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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