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22)_盧梭

二二

　　政治上的差別，必然會引起社會上人民間的差別。在人民與其首長之間日益增長著的不平等，不久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也顯示出來了，並且因欲望、才能和境遇的不同而形成千百種不同的表現形態。當權的官員若不安置一群肖小，並把一部分權力分給他們，就不可能篡奪非法的權力。而且，公民們也只是在一種盲目的貪心引誘之下，才會受人壓迫。他們寧向下看，而不往上看，因此，在他們看來，統治別人比不依附於人更為可貴。他們同意戴上枷鎖，為的是反轉來能把枷鎖套在別人身上。很難強使一個決不好命令他人的人去服從別人；最有智謀的政治家也不能使那些以自由為唯一願望的人們屈服。但是不平等是很容易伸展到野心家和怯懦者之間的，因為他們隨時都在準備著冒風險，準備著依時運的順逆，或者去統治人，或者去侍奉人，這二者對他們說來，幾乎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因此，就必然會出現這樣一個時代，人民竟被眩惑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只要統治者對一個最渺小的人說：「讓你和你的族人，都作顯貴人物吧」，他立刻就在眾人面前顯得尊貴起來，而且自己也覺得尊貴起來了。他的後裔和他相隔的世代愈遠，便愈顯得尊貴。使他們成為顯貴的原因越久遠和越估不透，其效果也就起大；一個家庭裡無所事事的人數越多，這個家庭也就越煊赫①。

　　①指當時的貴族而言。

　　如果這裡是應當研究細節的地方，我就不難說明這一問題：即使沒有政府的干預，聲望和權威的不平等，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將是不可避免的〔十九〕，因為人們一結成社會，就不得不互相比較，並從他們繼續不斷的互相利用中注意到所發現的彼此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可分為許多種類。但是，由於通常人們主要是根據財富、爵位或等級、權勢和個人功績等方面的差異來互相評價，因此我可以證明這種種力量的協和或衝突，是一個國家組織得好壞的最可靠的標誌。我可以指明，在這四種不平等中，個人的身分是其他各種不平等的根源，財富則是最後的一個。而各種不平等最後都必然會歸結到財富上去。因為財富是最直接有益於幸福，又最易於轉移，所以人們很容易用它來購買其餘的一切②。通過這種觀察，我們能夠確切地判斷每個民族距離其原始制度的遠近和走向腐敗的頂點的進程。我可以指出，毀滅著我們全體的那種熱衷於聲望、榮譽和特權的普遍願望，是如何在鍛煉著、並使我們互相較量著我們的才能和力量；是如何在刺激著我們的欲望，並使欲望日益增多，以及如何使所有的人都相互競爭、對抗，或者勿甯說都成為仇敵，使無數有野心的人追逐於同一競賽場上，因而每天都造成許多失敗、成功和種種災禍。我可以說明，正是由於每個人都渴望別人頌揚自己，正是由於每個人都幾乎終日如瘋似狂地想出人頭地，才產生了人間最好和最壞的事物：我們的美德和我們的惡行；我們的科學和我們的謬誤；我們的征服者和我們的哲學家；也就是說，在極少數的好事物之中有無數的壞事物。最後，我可以證明，人們所以會看見一小攝有錢有勢的人達到了富貴的頂點，而群眾卻匍匐呻吟於黑暗和貧困之中，乃是因為前者對於他們所享有的一切，越是別人被剝奪了的東西，他們才越覺得可貴，如果情況並沒有改變，只要人民不再是貧困的人，他們也就不再是幸福的人了。

　　②後來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都可以收買，良心也包括在內。

　　如果我們僅就以上各點詳細地加以論述，便可以寫成一部巨著。在這一著作裡，我們可以與自然狀態中的權利相對比，權衡一下各種政府的利弊。我們還可以把迄今所呈現的和在未來世紀中由於政府的性質以及時間所必然引起的變革而會呈現的不平等的各種不同形態揭露出來。我們會看到人民大眾為了防禦國外的威脅而採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他們在國內卻被同樣的措施所壓迫；我們會看到這種壓迫繼續不斷地在增長，而被壓迫者永遠不知道這種壓迫有無盡期，也不知道為了制止這種壓迫，他們還剩有什麼合法的方法；我們會看到公民的權利和民族的自由逐漸在消滅，弱者的要求被看作是叛亂的怨言；我們會看到一種政策把保衛公共利益的榮譽，只限於一小部分的受雇傭的人①；我們會看到，從此產生了徵稅的必要，在重稅壓迫下意志沮喪的農民即在太平年月，也甘願離開田地，為了佩劍而放下鋤頭；我們會看到那些離奇的、不幸的、榮譽法規的出現；我們會看到祖國的保衛者遲早會變成祖國的敵人，不斷地拿起武器指向自己的同胞；最後，會出現這樣一個時期，人們可以聽到他們向國內的壓迫者說：

　　如果你命令我把利劍刺入我父親的胸膛，

　　刺入我的懷孕的妻子的臟腑，

　　我終於要完成你的命令，儘管我的臂膀在反抗②。

　　①後來法國大革命所實行的國民軍這一觀念，在這裡已被盧梭指出來了。在馬基雅弗利所著「君主論」一書中，也曾透露過同樣的思想。②見「呂幹詩集」，I，376.

　　從財產和社會地位的極端不平等中；從多種多樣的欲望和才能、無益或有害的技術和膚淺的科學中，產生出無數的偏見。這些偏見都是同樣地違反理性、幸福和道德的。我們可以看到：凡是足以離間已經結合起來的人們，從而削弱他們的力量的那種事件；凡是足以給社會一種和睦的假像，而實際上是在散佈分裂種籽的那種事件；凡是足以使各等級的人們因權利、利益的矛盾而相互猜疑和憎恨，因而有利於制服一切人並加強統治者的權力的那種事件，首領們無不在那裡蓄意加以製造或煽動的。

　　正是在這種混亂和這些變革之中，暴君政治逐漸抬起它的醜惡的頭，吞沒它在國家各部門中所發現的一切善良和健全的東西，終於達到了蹂躪法律和人民並在共和國的廢墟上建立起它的統治的目的。在這最後一次變化以前的時期，必然是一個騷亂和災難的時期。但是最後，一切都被這惡魔吞沒殆盡，人民既不再有首領，也不再有法律，而只有暴君。從這個時候起，無所謂品行和美德的問題了。因為凡是屬專制政治所統治的地方，誰也不能希望從忠貞中得到什麼①。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發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餘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所僅存的唯一美德。

　　①「誰也不能希望從忠貞中得到什麼」這一句話，依照弗昂的說法，也許是由塔西佗的「誰也不能從良好秩序中得到什麼」（參看塔西佗著「歷史」，I，21）這一句話轉變而來的。

　　這裡是不平等的頂點，這是封閉一個園圈的終極點，它和我們所由之出發的起點相遇②。在這裡一切個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為他們都等於零。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沒有別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沒有別的規則。這樣，善的觀念，正義的原則，又重新消失了。在這裡一切又都回到最強者的唯一權力上來，因而也就是回到一個新的自然狀態。然而這種新的自然狀態並不同于我們曾由之出發的那種自然狀態，因為後者是純潔的自然狀態，而前者乃是過度腐化的結果。但是，這兩種狀態之間在其他方面的差別則是那麼小，而且政府契約已被專制政治破壞到這種程度，以致暴君只在他是最強者的時候，才是主子；當他被驅逐的時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以絞殺或廢除暴君為結局的起義行動，與暴君前一日任意處理臣民生命財產的行為是同樣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①。一切事物都是這樣按照自然的順序進行著，無論這些短促而頻繁的革命的結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別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過錯或不幸。

　　②參看本書引言中所引恩格斯的話。

　　①狄德羅在百科全書「政治權威」條目中同樣認為反抗暴君政治的起義是正當的（見「狄德羅選集」，第2卷，第164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