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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


  我被他們盛意的表現感動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別是交給了達斯蒂埃先生,因為他的態度比較開朗些,使我更加喜悅。我甚至後來還一直和他通信,並且,當我要印《山中來信》的時候,我還想找他幫忙,好騙過那班在去荷蘭的路上窺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們。他曾跟我屢次談到,而且也許是有意地談到,出版事業在阿維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奮勇地對我說,如果我有東西拿到那裡去印,他願為我效勞。所以我就借重他,陸續把我的手稿的頭幾分冊郵給他了。他把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後,又給我寄了回來,說沒有一個書商敢印,於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冊一冊一冊地寄出去,沒有接到前冊已經收到的通知,後冊就不放手。在該書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們的辦公室裡曾被人看到過;訥沙泰爾人埃斯什爾尼跟我談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書,說霍爾巴赫曾告訴他是我寫的。我向他保證說,我從來沒有寫過有這個名字的書,因為事實確是如此。《山中來信》出版的時候,他憤怒極了,罵我說謊,雖然我對他說的全是真話。以上是說明,我是怎樣確實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過。我確信雷伊是忠實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別的方面去作種種推測,而我傾向於肯定下來的推測,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郵寄途中被人拆閱了。

  另外一個人差不多是與此同時認識的,但是開始是通過寫信,這就是拉利奧先生。他是尼姆人,從巴黎寫信給我,請我把我的側面剪影像寄給他,因為他打算拿這張像給勒·穆瓦納,讓他雕一個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圖書室裡。如果那是為馴服我而想出來的一種奉承辦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斷,一個人想要將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圖書室裡,一定是飽讀過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學說的,他一定愛我,因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這種想法當然很難不誘惑我。後來我見到拉利奧先生了,我發現他急於要給我幫點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許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在他生平所讀的那幾本書裡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個圖書室,倘若有,對於他是否有用;至於那座半身像,不過是一個蹩腳的粘土製品,倒是勒·穆瓦納做的,並且還在上面雕了一個奇醜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處宣揚它,仿佛這個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處似的。

  我覺得似乎是出於愛好我的見解和著作而來看我的唯一的法國人,是利穆贊團隊的一個青年軍官,名叫塞吉埃·德·聖布裡松先生,他曾經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當令人愛慕的才氣和自命不凡出過風頭,也許現在還是這樣。他曾在我大禍臨頭前的那個冬天到蒙莫朗西來看我,我覺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愛。後來他又寫信到莫蒂埃來,並且,也許是想阿諛我,也許是讀《愛彌兒》真讀得暈頭轉向了,告訴我說,他要脫離部隊,過獨立生活,並且說,他正在學木匠手藝。他有個哥哥在同一團隊裡當上尉,是母親的唯一寵愛對象,母親是個過分虔誠的信徒,不曉得是由一個什麼偽善的神父教導的,對小兒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說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關係。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親斷絕關係,走上我方才說過的那條路,為的是做個小「愛彌兒」。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勁兒就著慌了,趕緊寫信給他,叫他回心轉意,經過我苦口婆心的敦勸,他總算聽了我的話。他對母親又恢復了子職,並且從他的上校手裡把辭呈收了回來。他遞了這份辭呈之後,上校總算審慎從事,當時沒有作任何處理,好給他留下進一步考慮的時間。聖布裡松從他那些怪念頭裡醒悟過來之後,又動了一個雖然不那麼荒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頭,要當作家。他接連出了兩三本小冊子,這些小冊子並不顯得作者是個無才能的人,但是我並沒有給他鼓舞人心的褒獎,使他繼續搞下去,所以我於心無愧。

  不多時之後,他來看我了,我們一同去聖·皮埃爾島遊玩。在這次旅行中,我發現他跟在蒙莫朗西時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說不出的裝腔作勢的神氣,我起先還不感到怎樣刺眼,但是以後我就時常回想起來。他在我路過巴黎到英國去的時候,又到聖西蒙旅館來看了我一次。我在那裡聽說——他並沒有告訴我——他生活在上流社會中,並且相當勤地去看盧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時,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親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鄰居,對我似乎始終沒有多大好感)給我一點消息。總之,聖布裡松先生對我的傾慕,和范斯先生的那段關係一樣,一下子就完結了;但是範斯不曾得過我的任何好處,而他卻欠了我一點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只是他耍出來的一種把戲:實際上倒很可能是這樣的。

  從日內瓦方面來看我的人也只多不少。德呂克父子就先後選我當了他們的護士。父親是在路上病倒的,兒子從日內瓦動身時就病倒了,兩人都住在我家裡休養。什麼牧師呀、親戚呀、偽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從日內瓦和瑞士來了,他們不象從法國來的那些人是為著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來,他們是為著責駡我教訓我而來的。唯一使我高興的是穆爾杜,他來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時候。在所有那些人當中,最有耐心、最固執、把我麻煩得不能不聽任擺佈的,是狄維爾諾瓦先生,他是日內瓦的商人、法國難民,和訥沙泰爾的檢察長是親戚。這位狄維爾諾瓦先生每年特意從日內瓦到莫蒂埃來看我兩趟,接連好幾天在我家裡從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給我帶來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話,凡是我的事情都要問一問,而在他與我之間卻又沒有任何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識。我懷疑他一輩子任何一類書也沒有讀完過一整本,甚至我的書裡談的是什麼東西他也不知道。我開始收集植物標本的時候,他也跟著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對於這種消遣並不愛好,一路上他沒有一句話對我說,我也沒有一句話對他說。他甚至有勇氣在古穆安地方的一個小酒店裡跟我對坐三整天,我還以為讓他覺得無聊並且使他感到他是多麼使我厭煩就會促使他離開小店的,而這一切竟始終不能挫敗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從哪裡來的。

  所有這些來往關係都是被迫開始和被迫維持下去的。在這些關係之中,我不應該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暢並真正關切的一個:那是我跟一個匈牙利青年的關係。這個匈牙利青年來到訥沙泰爾住下了,又從訥沙泰爾住到莫蒂埃來,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幾個月之後的事。當地人稱他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這個名字被從蘇黎世介紹來的。他身材高大,儀錶堂堂,面目可親,待人接物懇切和藹。他逢人便說,並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為我才到訥沙泰爾來的,目的在和我交遊,好趁年青時修養品德。我覺得他的容貌、風度和舉止,都和他所說的話相符,象這樣一個青年,我看不出一點不可愛的地方,又懷著這樣可敬的動機來找我,我若閉門不納,當然會感到有愧於最大的天職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曉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誼和信任,我們彼此難捨難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愛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帶到元帥勳爵家去,元帥也對他百般撫愛。他還不能用法語表達,所以跟我說話,給我寫信,都只用拉丁文,我則用法文回答他。儘管混合使用這兩種語言,我們兩人的交談依然進行得十分流暢,十分生動。他跟我談起他的家庭、他的事業、他的遭遇,又談到維也納的宮廷,似乎很熟悉那裡的內幕。總之,在我們處得極其親密的那將近兩年之中,我只覺得他性情溫和,經得起一切考驗,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渾身上下都十分整潔,一切談吐都極其彬彬有禮,總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徵,使我覺得他太可欽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歡他。

  在我們過往正密的時候,狄維爾諾瓦從日內瓦寫信給我,叫我提防那個住在我身邊的匈牙利青年,說有人告訴他,那是法國政府派來監視我的一個密探。這個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別因為在我住的這個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說有人在窺伺我,在設法把我誘到法國境內,好在那裡對我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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