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157)_盧梭

一五七

　　不久之後，勳爵派人給我送來了布弗萊夫人的一封信，據我推測，這封信至少是通過達朗貝轉來的，因為他認識元帥勳爵。這是這位夫人自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給我寫的第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她痛切地責備我不該給蒙莫朗先生寫那封信，尤其不該去領聖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誰發這頓脾氣，特別因為，自從我那次到日內瓦旅行以來，我一直就公開宣佈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眾目睽睽之下到過荷蘭教堂，誰也沒覺得我這事做得不對。布弗萊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問題上指導我的信仰，我覺得未免太可笑了。不過，我並不懷疑她的用心是好到無以復加的——雖然我一點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對這種離奇的譴責絕不生氣，心平氣和地複了她的信，給她說明我的理由。

　　這時，辱駡我的印刷品方興未艾，它們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責怪權力機關對我太溫和了。主謀者繼續在幕後指揮的這種吠影吠聲的大合唱，很有點陰森可怕的樣子。我呢，讓他們說去，絲毫不為所動。有人跟我說，索爾朋神學院發出過一個譴責書。我根本不信。這件事，索爾朋有什麼可插手的呢？它想宣佈我不是天主教徒嗎？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它想證明我不是好的喀爾文派教徒嗎？這又與它有何相干？操這種心真是太離奇了，簡直是要頂替我們的牧師了。看到那個文件之前，我以為是別人假索爾朋的名義把它傳播出去，以便譏笑索爾朋的，讀了那個文件之後，我更相信是這樣。最後，當我不能再懷疑那個文件的真實性的時候，我千想萬想都只想到這一點：應該把整個索爾朋的人都送到瘋人院去。

　　另一份公佈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為它來自我所始終敬仰的一個人；這個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堅定，卻惋惜他的行動盲目。我說的是巴黎總主教反對我的那份訓諭。

　　我覺得我義不容辭，必須予以答覆。我可以答覆得不失身份，這和我當年答覆波蘭國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樣的。我從來不喜歡伏爾泰式的粗暴的爭吵。我只知道在保持尊嚴的條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確信攻擊我的人能不辱沒我的打擊時，才肯自衛。我毫不懷疑那篇訓諭是耶穌會教士的手筆，雖然他們當時自己已經成了落水狗，但我在這份訓諭裡還看得出他們打落水狗的那個老信條。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條行事：一面尊重名義上的作者，一面給作品以致命的打擊。我就是這樣幹的，並且相信幹得相當成功。

　　我覺得住在莫蒂埃很愜意，要想終老於此，只缺一個可靠的生活來源。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於我原來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個新家，一切家具，賣的賣，丟的丟，再加上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費，我原來的計劃全給推翻了。眼看我面前的那筆小資金一天天在減少，再有兩三年就會把剩下的那點錢消耗淨盡，而除了再去寫書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積起這樣一筆小資金，而寫書是個不祥的職業，我又早已放棄了。

　　我深信，形勢不久會向于我有利的方面轉變的，社會大眾從他們的瘋狂中覺悟過來之後，會使權力者也為自己的瘋狂而感到羞慚，所以我只想設法把我的生活資源維持到那個時來運轉的時候，將來有了這種轉變，我就能在各種送上門來的生活資源中加以選擇。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樂辭典》。這部辭典，我費了十年工夫，已經搞得差不多了，只差最後的修改和譽清。不久前別人給我寄來的我的書籍為我提供了完成這個工作所需的資料；同時寄來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夠開始寫我的《回憶錄》，從此以後，我要集中精力專搞這部著作了。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轉抄到一個集子裡，以便引導我的記憶力，弄清事實與時間的順序。我早已把我要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選擇好了，次序的銜接差不多十年都沒有間斷。然而，當我清理轉抄的時候，發現裡面有個漏洞，很使我驚訝。這漏洞有近乎六個月之久，從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楚地記得我把狄德羅、德萊爾、埃皮奈夫人、舍農索夫人等等的許多信都挑選出來了，這些信正好填滿這個漏洞，而現在卻找不到了。都到哪裡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盧森堡公館裡的那幾個月當中有人動過嗎？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曾看到元帥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個房間的鑰匙。因為有好幾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羅的信都沒有日期，又因為我曾被迫憑著記憶力摸索著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還以為我曾把日期弄錯了，特意把無日期的信或經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來，—一加以檢查，看看在這裡面是不是真找不到應該填補這個漏洞的信件。這個嘗試沒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確實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確確是被偷去了。誰偷去了呢？為什麼要偷呢？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幾場大爭吵之前、在我為《朱麗》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時候寫的，跟誰也沒有利害關係。內容至多也只是狄德羅的一些糾纏、德萊爾的一些挖苦、舍農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時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間的關係非常之好——一些友誼的表示。這種信對誰又有什麼用呢？拿去幹什麼呢？七年之後，我才猜想到這一盜竊的醜惡目的。

　　這個缺欠查實了，我就檢查文稿，看看是不是還會發現其他缺欠。我又發現了幾個，而這幾個缺欠，又因為我的記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還會有其他的缺欠。我發現《感性倫理學》的草稿沒有了，《愛德華爵士奇遇記》提要的草稿也沒有了。這後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認，使我有些懷疑是盧森堡夫人幹的。這些文件是她的隨身侍從拉·羅什寄給我的，我想天下也只有她能關心這點廢紙；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還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麼值得她關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個人懷有惡意，也不能利用來害我呀，除非是想照著偽造。至於盧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對我的友誼也是真實的，我不能有一時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這種疑心就落在元帥夫人身上。我為尋找這個竊犯傷了很久的腦筋，最後覺得只有一個想法比較合理，就是把這個偷竊行為歸咎于達朗貝。他那時已經鑽到盧森堡夫人家裡去了，很可能想了個什麼辦法去看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東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給我添點麻煩，或者是把可能於他合適的東西據為已有。我想，《感性倫理學》這個名稱可能迷惑了他，以為是發現了一部真正的論唯物主義的著作的綱要。大家都不難想像，他會怎樣利用這種綱要來對付我。我深信他細閱草稿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想錯了；而且我既已決定完全脫離文壇，所以對於這次扒竊，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這次的扒竊已經不是同一只手所犯的第一次，過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沒有發過一句牢騷。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這種不老實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過這種事一樣；我就開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專心寫我的《懺悔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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