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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


  我在莫蒂埃-特拉維爾定居下來以後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證,我覺得人家會讓我安安靜靜地在這裡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亞美尼亞服裝。這並不是什麼新鮮念頭,在我一生中,這個念頭已經在不同的時期動過好幾次了,在蒙莫朗西時我就常這樣想,因為那時我常用探條,不能不待在臥室裡,這就特別使我感到穿長袍的好處。正好有一個亞美尼亞裁縫對常來看他的一個住在蒙莫朗西的親戚,這種方便又引誘了我,很想趁此就換上這種新裝,不管人家說什麼閒話——我對別人的閒話本來就是滿不在乎的。然而,在採用這種新的服飾之前,我還是願意徵求一下盧森堡夫人的意見。她是極力勸我採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亞美尼亞衣服。但是,沖著我來的那場風暴掀起來了,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較平靜的時候再穿。只是在幾個月之後,由於我舊病復發,再次乞靈於探條,我才覺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採用這種新的裝束而不至冒什麼風險,尤其是事先我還請教過當地的牧師,他說我即使穿這種服裝到教堂去也不足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長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了皮圓帽,系上了大腰帶。我穿這樣的裝束參加了聖事之後,就覺得穿這種服裝到元帥勳爵家裡去也沒有什麼關係。總督閣下看我這樣裝束,唯一的客套話就是說聲「薩拉姆阿勒基」;從此我就不再穿別的服裝了。

  我既已完全拋棄了文學,就想只要我自己作得了主,就去過一種寧靜而甜美的生活。我獨自一人的時候,從來沒有感到過厭煩,即使是在完全無事可做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我的想像力可以把一切空白都填補起來,單是它,就夠叫我閒不住。只有幾個人面對面地坐在屋子裡閒聊天,專門耍嘴皮子,那才是我一輩子也忍受不了的事。走走路,散散步,那倒也還罷了,至少腳和眼睛都還在做點事;但是抱著胳臂呆坐在那裡,一個勁兒談什麼今天天氣如何呀,蒼蠅在飛呀,或者更糟糕些,你恭維我、我恭維你呀,這對我就真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了。為著不過野人的生活,我就想起要學著編編帶子。我帶著我的坐墊去串門,或者和女人一樣,坐到門口去幹點什麼活兒,跟過路的人聊聊天。這就使我能把無聊的廢話忍受下去,使我能在一些女鄰居家裡消磨時間而不感到膩味。我那些女鄰居有好幾個都是相當可愛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有個名叫伊薩貝爾·狄維爾諾瓦的,是訥沙泰爾檢察長的女兒,我覺得她相當值得敬佩,所以跟她建立了一種特殊的友誼。她得到我的友誼也頗不吃虧,因為我曾給她許多有益的忠告,在緊要關頭還照顧了她;所以,現已成為賢妻良母的她,也許是虧了我她才有那樣的頭腦、那樣的丈夫、那樣的生活和那樣的幸福。在我這方面,我也是虧了她才得到很甜美的安慰,特別是在一個淒涼的冬季,那時,在我的病痛和苦惱正日益加劇的時候,她經常來跟戴萊絲和我作長夜談,她知道用她那雋雅的才智和我們互訴衷腸,使我們毫不感到長夜漫漫。她稱我為爸爸,我稱她為女兒,我們現在還是這樣稱呼著,希望這兩個稱呼將來對她和我永遠留下親切感人的懷念。為了使我編的帶子有點用處,我就在我那些年青的女朋友結婚的時候當作禮物送給她們,條件是要她們將來親自帶她們的孩子。伊薩貝爾的姐姐就以結婚禮物的名義收到了一副帶子,並且沒有辜負這份禮物;伊薩貝爾也同樣有了一副,在主觀願望上也沒有辜負這份禮物,但是她不曾有如願以償的幸福。我送帶子的時候,給每人都寫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傳誦一時,但是第二封信就沒有怎麼轟傳出去了:友誼本來是不需要那麼誇張的。

  我在鄰近地區跟許多人的來往,就不詳細說了;不過我應該提一提我跟皮利上校的關係。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這裡來住。我並不急於要跟他認識,因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帥勳爵跟前都處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見勳爵的面。然而,因為他來看我,並且對我有很多客氣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這種來往繼續下去了,我們有時還彼此邀請在家裡吃吃飯。我在他家認識了貝魯先生,後來我跟貝魯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談談。

  貝魯先生是個美洲人,蘇裡南的一個司令官的兒子,司令官死後,繼任人訥沙泰爾籍的尚伯裡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遺孀。這位遺孀再度寡居後,便帶兒子到後夫的故鄉來落戶。貝魯是獨子,十分富有,受到母親的百般疼愛,得到精心的撫養,很得益於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許多一知半解的知識,對藝術有一定程度的愛好,特別以長於推理自詡,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學家的荷蘭人的神氣,他那黝黑的膚色,他那沉默而收斂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個思想家。他年紀雖輕,可是又聾又鬧痛風,這就使他的一切動作都很穩重、嚴肅;而且,雖然他很愛爭吵,甚至有時吵得時間過長,但一般說來,他還是說話不多,因為他耳朵聽不見。他的整個這副外表都使我肅然起敬,我心裡想:「這是位思想家,是個明哲的人,有這樣一個人做朋友會是很幸福的。」為著徹底使我拜倒,他時常跟我說話,始終不帶任何恭維語。他不大談到我,不大談到我的書,也很少談到他自己;他不是沒有見解,相反,所說的話都相當正確、這種正確和準確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沒有元帥勳爵那樣高超精細,但是有同樣的樸實;就這一點來說,他是勳爵的代表。我並沒有對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產生了感情,慢慢地,這敬佩之情就帶來了友誼。我跟他相處,完全忘了我當初反對跟霍爾巴赫男爵交朋友時的那句話:他太富有了;我現在相信我當時是錯了。經驗一直使我懷疑,一個享有巨大財富的人,不論他是誰,會真誠地喜歡我那些原則和這些原則的制訂人。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很少見到貝魯,因為我不到訥沙泰爾去,而他又每年只到皮利上校的山上來一次。為什麼我不到訥沙泰爾去呢?這是一種孩子氣,不應該避而不談。

  雖然我受到了普魯士國王和元帥勳爵的保護,總算避免了我在避難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沒能避免公眾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師們的嘀嘀咕咕。自從法國向我發動攻擊以來,誰要是不至少給我一點侮辱,就不能顯得是好樣兒的,人們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樣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贊成那種做法。訥沙泰爾的上層分子,也就是說該城的牧師集團,首先發難,企圖策動邦議會來對付我。這個企圖未能得逞,牧師們就去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立刻禁了我的書。他是一有機會就要不客氣地對待我的,他透出話風,甚至明白直說,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裡,人們也是不會容忍的。牧師們在他們辦的《信使》雜誌裡塞滿了荒謬言論和最無聊的偽善之談,這些言論,儘管使頭腦清楚的人為之齒冷,卻也煽動了民眾起來反對我。但是聽了他們那些話,我畢竟還該感激涕零呢,因為他們能讓我在莫蒂埃住下來,也算是一種不同凡響的恩典了——實際上,莫蒂埃是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以外的。他們恨不得用品脫量空氣給我,要我付高價來買。他們要我感謝他們的保護,而這種保護,是國王不顧他們的反對給我的,也是他們不斷努力要給我剝奪掉的。最後,由於他們辦不到這一點,便在盡力損害我、譭謗我之後,拿他們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個功勞,向我誇示他們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們的國土上住下。我原該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們生起氣來,並且荒謬到決心不到訥沙泰爾城裡去,還把這個決心堅持了近兩年之久。殊不知他們的態度,不論是好是壞,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終是受別人推動的。我若注意到他們的態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們了。再說,那批既無教養又無知識的人,只看重地位、權力和金錢的人,連做夢也想不到對才智之士應該有所尊重,想不到誰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丟自己的臉。

  有一個什麼村長,曾因貪污撤職的,竟對我那伊薩貝爾的丈夫、特拉維爾谷地的警官說:「人家都說那個盧梭如何如何聰明,你把他帶來給我看看是不是真的。」當然囉,說這種話的人所表示的不滿,是不會叫遭到這種不滿的人怎樣生氣的。

  根據我在巴黎、日內瓦、伯爾尼乃至訥沙泰爾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當地的牧師對我能給點什麼照顧。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爾夫人介紹給他的,他也曾對我表示歡迎。不過在這地方,人們對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無意義的。那時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個新教國家,我就不能不參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開活動,否則就要違背我的誓願和我作為公民的義務,所以我得去參加聖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聖體台前被人拒絕,遭到難堪。看樣子,日內瓦的議會,訥沙泰爾的宗教界都已鬧得滿城風雨了,此地的牧師簡直不可能讓我安安靜靜地走進他的教堂裡去領聖餐的。所以我看聖餐禮快到的時候,就決定寫封信給蒙莫朗先生(這就是那個牧師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願,並且向他聲明,我心裡始終是歸附新教教會的;同時,我對他說,為了避免有關信條的無謂爭辯,我不願個別地對信條作任何解釋。這個手續一辦,我就放心了,認為蒙莫朗先生一定會拒絕我去,因為他絕不肯讓我不經過事先的個別解釋就去參加聖餐,而我又決不願意進行事先的個別解釋,這樣一來,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誰知道事情完全不是這樣: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蒙莫朗先生來了,不但向我說明,他在我提出的條件下容許我去領聖餐,並且還說,他和老教友們都以有我這樣一個信徒而引為極大的光榮。我從來沒有這樣地驚訝過,也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欣慰。我覺得老是孤獨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種十分淒涼的命運,特別是處於逆境的時候。在這麼多的通緝與迫害之中,我能對自己說:「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們在一起。」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領了聖餐,這時我內心的感動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淚也許是人們在領聖餐時最能使上帝滿意的精神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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