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150)_盧梭

一五〇

　　風暴前的隱隱雷聲已經開始聽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針對我的書和我本人，有個陰謀正在醞釀著，不久就要爆發出來。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這種程度：我遠沒有預見到我的災難，甚至感到了災難的效果還猜不透災難的原因。人們先相當巧妙地放出風聲說，在嚴厲對待耶穌會教士的同時，也不能偏袒攻擊宗教的書和作者。人們責怪我不該在《愛彌兒》上署名，好象我過去沒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沒見誰說過半句閒話似的。看樣子，大家擔心，形勢將迫使人們採取一些原來不願採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給了可乘之機。這些流言傳到我耳朵裡來了，卻沒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這裡面與我本人會有一絲一毫的關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太無可譴責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規定了。我也絕不擔心盧森堡夫人會讓我因某一過失而陷入窘境，而這一過失，如果有的話，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說，我知道在處理這種案件的時候，通常總是嚴懲書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還不免為那可憐的迪舍納提心吊膽呢——萬一馬勒賽爾卜先生把他撇開不管的話。

　　我安安靜靜地待著。謠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變調門了。社會大眾，特別是議院，似乎看到我還安安靜靜，就越發惱怒。幾天之後，來勢就凶得可怕了；威脅改變了對象，直接指到我頭上來了。人們聽到議員們公開聲稱，光燒書沒有用，一定要燒死作者。至於書商呢，人家提也不提。這種話，簡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個參議員的口吻。當它初次傳到我耳朵裡來的時候，我毫不懷疑那都是霍爾巴赫派的一種新發明，為的是要權力嚇唬我，促使我逃走。我沖著這種幼稚的狡計直發笑，心裡一面譏誚他們，一面對自己說，如果他們知道底細的話，他們一定會另找別的辦法來嚇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後變得太確鑿了，很明顯，人家真是要這樣幹了。盧森堡先生和夫人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來，他們來得特別早，在六月初就到了。雖然我那兩部新書在巴黎已經鬧得烏煙瘴氣，這裡卻很少有人提起，而這家的兩位主人更是閉口不談。然而，有天早晨我單獨跟盧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時候，他對我說：「你在《社會契約論》裡說了舒瓦瑟爾先生的壞話吧？」「我？」我說，驚得向後退了一步，「沒有啊，我可以向你發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許人的筆，為他寫下了一個大臣所從來沒有受到過的最美的讚揚。」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讀給他聽。「在《愛彌兒》裡呢？」他又問。「沒有一句話，」我回答說，「沒有一句話與他有關。」「啊！」他帶著比平時更多的激動情緒說，「你在那部書裡本來不該說到他呀，或者要說就說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說明白了，」我又補充說，「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還要說話；我看他正要把心裡話全說出來，可是他又縮回去了，一言不發了。不幸的朝臣伎倆啊，在最仁厚的心裡友情也被它壓制下去了！

　　這次談話雖然很短，卻使我看清了我的處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瞭解到，人家恨的確實是我本人。我只怪那聞所未聞的宿命，它把我說的好話、做的好事都一律變成我的禍根。然而，我覺得在這件事上有盧森堡夫人和馬勒賽爾卜先生做擋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會有什麼辦法能撇開他們而一直攻擊到我本人頭上，因為，從那時候起我就已經清楚感覺到，這已經不是什麼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問題了，人家是不會勞神去審查我實際上是做得對還是不對的。這時候，隆隆的雷聲越響越厲害，就連內奧姆也不免在他那東拉西扯的閒談中向我表示，他後悔不該牽涉到這部著作裡來，並且他似乎認為威脅書和作者的那種命運已經是萬難倖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卻始終使我安心：我看盧森堡夫人還是那麼安靜，那麼高興，甚至還那麼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對她所做的事確有把握，才不為我感到絲毫的不安，才不對我說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話，才能那麼冷靜地看著事態的發展，就仿佛她根本沒有插過手，就仿佛她對我一直毫不關心似的。使我詫異的是她什麼話也不對我說，我總覺得她倒該告訴我一點什麼才是。布弗萊夫人就顯得不那麼安靜了。她一會兒來，一會兒去。一副焦躁的樣子，忙得不可開交，並且向我保證說，孔蒂親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擋掉人家準備給我的那個打擊；她總認為這個打擊是當前形勢促成的，議院那時有必要不讓耶穌會教士罵它不關心宗教。然而她對親王和她自己的活動，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歷次談話，使人驚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傾向於促我退避的，她還老是勸我到英國去，願為我在英國介紹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謨。她看我堅持要安安靜靜地待下來，便轉了一個較能打動我的話頭。她讓我瞭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審訊，我就會不得不把盧森堡夫人也供出來，而她對我的友誼很值得我不要眼睜睜地把她也株連進去。我回答說，在這種情況下她盡可放心，我是絕不會連累她的。她又反駁說，這個決心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關於這一點，她說得也對，尤其是對我這樣一個人，因為不管說真話可能有多大的危險，我是絕對不會在審判官面前背誓或說謊的。

　　她看她這種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點作用，卻還不能使我下定決心逃走，便談起巴士底獄，說把我在那裡關幾個星期，作為逃脫議院裁判權的手段，因為議院是管不到國事犯的。我對這種離奇的恩典一點也沒有反對，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義求來的。可是她後來又不再跟我提這件事了，所以我事後判斷，她給我出這個主意不過是要試探我一下，人家並不曾願意採取這個一了百了的不得已辦法。

　　幾天之後，元帥先生從一位德耶的教區神父那裡收到一封信，這神父是格裡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裡有個通知，說是認可靠方面得來的消息：議院將極其嚴厲地對我進行起訴，並注明某日將下令逮捕我。我判斷這個通知是霍爾巴赫派製造出來的；我知道議院非常注意手續，在當前這種場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續去瞭解我是否承認這部書，瞭解我是否真正是這部書的作者，而劈頭就下令逮捕，這就違反一切手續了。「只有，」我對布弗萊夫人說，「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據一點犯罪的跡象就下令逮捕，因為怕被告人逃脫法網。但是要懲罰我這個理應得到榮譽和受到獎勵的行為，總是只對作品起訴而盡可能不找上作者的。」關於這一點，她給我指出了一種很微妙的區別，我現在忘記了，目的是向我證明，不先行傳訊就下令逮捕，那還是對我的一種優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訴我說，那天他到檢察長家裡去，曾在他的寫字臺上看到了對《愛彌兒》和作者的公訴狀的草稿。請注意，這個居伊是迪舍納的合夥經營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處之泰然，反而大發慈悲給作者來這樣一個通知。人們可以判斷，這種事在我眼裡能有幾分可信的成分吧！一個書商被檢察長先生接見了，竟能安安靜靜地在這位官員的寫字臺上讀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這可是太簡單、太自然了！布弗萊夫人和別的許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這件事。聽到人們不斷在我耳朵裡灌進去的那許多荒謬絕倫的話，我簡直以為所有的人都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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