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135)_盧梭

一三五

　　我始終把馬勒賽爾卜先生看作一個正直的人，他的正直是經得起任何考驗的。凡是我所遇到的事，從來沒有一點使我對他的公正能有片刻的懷疑；但是他的軟弱也和他的忠厚相當，他有時對他所關心的人，由於極力要保全他們卻反而害了他們。他不但在我的書的巴黎版裡叫人刪掉了一百多頁，還在他送給蓬巴杜爾夫人的那一冊好版本裡作了一個可以叫作不忠實的刪削。在我這部作品的某個地方有這樣一句話：一個燒炭人的妻子比一個王爺的情婦還更配受人尊敬些。這句話是我興之所至，信筆寫出來的，我敢發誓，沒有絲毫影射意味。然而，我有一個很不謹慎的原則：凡是我寫的文章，只要我捫心自問在寫出時沒有影射意圖，我就絕不因為別人可能指為影射而絲毫有所刪削，所以，我絕不肯刪去這一句話，只是把原來的「國王」一詞改為「王爺」。這個修改，在馬勒賽爾卜先生看來似乎還不夠，他乾脆把全句都刪掉了，特意叫人另印了一頁，盡可能整齊地貼在蓬巴杜爾夫人的那一本書裡。可是她還是知道了這個偷天換日的手法：免不了有些好心人把內情告訴了她。至於我自己呢，我只是很久以後，當我開始感到這件事的後果的時候，才知道有這麼回事。

　　另一位貴婦人的情況也與此相似，而我也毫不知情，甚至我在寫那段文章的時候還不認識她呢，而她卻那麼不聲不響地、咬牙切齒地恨我，其最初的起因不也就在這裡嗎？書出版的時候，我跟她認識了，心裡便非常不安。我把這事告訴了羅倫齊騎士，騎士笑我多心，保證那位貴婦絲毫沒有感到冒犯，甚至根本沒有注意到。我也許稍微輕率了點，就信了他的話，並且十分不合時宜地就放心了。

　　入冬時候，我又受到馬勒賽爾卜先生的一次盛情的表示，雖然我不認為這番盛情是宜於接受的，心裡還是十分感動。當時《學者報》有一個缺額，馬爾讓西先生寫信給我，作為他自己的意思，向我建議這個位置。但是透過他信上的措詞（丙劄，第三三號），我很容易理解到他是有人授意並且指令他這樣做的；而且他自己後來又寫信告訴我（丙劄，第四七號），他是受人之托才對我作此建議的。這是個閑差使，每月只要寫兩篇提要，原書會有人送到我這裡來，用不著往巴黎跑，甚至向主管官晉謁致謝都沒有必要。通過這個途徑，我就可以廁身于梅朗、克萊羅、德·幾尼諸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第一流文人學士之林了。前兩人我本來早已認識，後兩人我能認識一下當然也是極好的。此外，只要做這樣一點毫不困難、輕而易舉的工作，我就可以有八百法郎的額定薪金。我在決定前考慮了幾個鐘頭，我可以發誓，我之所以要考慮，只是因為怕惹馬爾讓西生氣，叫馬勒賽爾卜先生不高興。但是，最後我感覺到，這樣我將不能按我的時間去工作了，按期交稿這種約束我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做不好我要承擔的任務，這兩個理由就戰勝了一切，使我決定謝絕一個我不適於擔任的職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華都來自對我要處理的題材的熱愛，只有對偉大、對真、對美的愛，才能激發我的天才。大部分要我寫提要的書籍所討論的問題，乃至那些書籍本身，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對要寫的東西既然毫無興趣，我的文筆自然就冷冰冰的，我的神思自然也就遲鈍了。人家以為我也和所有別的文人一樣，為謀生而寫作，而實際上我是永遠只曉得憑熱情而寫作的。《學者報》所需要的當然不是如此。所以我給馬爾讓西寫了一封謝函，措詞極其委婉，在這封謝函裡我把我的種種理由說得十分詳細，使得他和馬勒賽爾卜先生都不可能誤會我這一拒絕當中會有任何慍怒或驕傲的因素。所以他們倆都同意了我的拒絕，絲毫沒有因此而對我白眼相加。而這件事的秘密一直也就守得非常之緊，社會上一點也沒有聽說過。

　　這個建議也來得不是時候，因為若干時以來，我已經在制訂計劃，要完全拋棄文學，特別要完全拋棄作家的職業了。我最近遭受到的一切，使我恨透了那些文人們，同時我體會到，要幹同樣的行業而不和他們發生關係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樣憎恨那些社交界人士，並且一般說來，我也同樣憎恨我最近所過的那種一半屬我自己、一半屬那些與我生活不合拍的社交圈子的混合式的生活。我那時特別感覺到，而且由於一貫的經驗感覺到，任何地位不平等的交際總是對弱者一方不利的。我跟與我選定的身份不同的富豪們生活在一起，雖然家裡不需要他們那樣的排場，卻也不得不在許許多多的事情上學他們的做法；種種小費，在他們根本就不算什麼，在我則既無法可省，又不勝負擔。別人到朋友的別墅裡去住，不論是在餐席上還是在臥房裡都有自己的待僮隨身侍候，需要什麼就派侍僮去找什麼。由於跟主人家的僕役沒有任何直接關係，甚至也見不到他們，所以他給他們賞錢也就只憑他高興，愛怎樣賞就怎樣賞，愛什麼時候賞就什麼時候賞。而我呢，單身一人，沒有僕役，只好事事都靠主人家的僕役，這就得買他們的歡心，免得多吃苦頭。我既被看作和他們的主人處於平等地位，也就必須把他們當作僕役看待，甚至比別人對他們還要優厚些，因為事實上我比別人更需要他們侍候。如果這家僕役不多，倒也還罷了；但是，在我去的那些人家，僕役都是很多的，個個都很傲慢，個個都很狡猾，個個都很警覺——我是說為他們的利益而警覺，那些壞蛋專會那一套，要我不斷地需要使喚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巴黎女人可謂聰明伶俐，可是對這一點卻毫無正確概念；她們拼命要為我節省開支，結果卻叫我傾家蕩產。如果我到城裡去吃晚飯，離家稍遠一點，女主人總是不肯讓我派人去雇一輛馬車，一定要人駕車，用自己的車子把我送回來。她很高興為我省了二十四個蘇的車費，至於我賞給侍僕和車伕的那一個埃居，她就想不到了。若是一個女人從巴黎寫信給我，寄到退隱廬或蒙莫朗西，為了體惜我該付的那四個蘇的郵資，便專門派一個僕人送來，這僕人步行來，跑得滿頭大汗，我得給他飯吃，還要賞一個埃居，當然，他得這一個埃居一點也不虧心。若是她建議我跟她到鄉下去住幾天，她心裡總是想：「對這個窮小子，這總是一種節約，在這期間，伙食總不要他花一個錢的。」她就想不到，在這時候，我也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用、我的房租、我的內衣、我的服裝，都還是照樣出錢不誤，刮鬍子錢還要多出一份，總之，在她家住花的錢要比在自己家裡多得多。雖然我賞那些小費只限于我慣常去住的那幾家人家，可是這種賞錢對我免不了還是負擔奇重的。我可以保證，我在奧博納烏德托夫人家裡足足花了有二十五個埃居，而實際上我在那裡只不過住了四五次而已。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萊特，在我到那裡常跑的那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個皮斯托爾。象我這樣脾氣的人，什麼也不會自己料理，什麼事都不會取巧，又看不得一個僕役嘀嘀咕咕，在侍候你的時候那副不樂意的樣子，這些小費都是非花不可的。就是在杜賓夫人家裡，我總算是她家裡的人了，給僕人們也不知道幫過多少忙，可是我受他們的服侍，從來也都是花大錢換來的。到後來，我不得不完全放棄這些小賞賜，因為我的境遇已經不容許我這樣做了；也就是在這時候，人家更加嚴酷地使我感覺到了跟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來往是多麼不相宜。

　　如果這種生活是合我口味的，花大錢去買快樂，倒也可以聊以自慰，可是傾家蕩產去買苦吃，這就太難堪了。我痛感這種生活方式的沉重壓力，所以我就利用當時那一段自由生活的間隙，下決心把這種自由生活永遠繼續下去，完全放棄上層社交界，放棄寫書工作，放棄一切文學活動，終我之身，隱遁在我自覺生而好之的那種狹小而和平的天地裡。

　　《給達朗貝的信》和《新愛洛伊絲》這兩部書的收入已經使我的經濟狀況稍有起色，而我的財源在前此住退隱廬時已經瀕於枯竭了。眼前大約還有一千埃居可得。我寫完《愛洛伊絲》後就正式動手寫的《愛彌兒》已經搞得差不多了，它的收益應該至少可以把上面的數字翻一番。我計劃把這筆款子存起來，作為一筆小小的終身年金，連同我抄繕的收入，可以維持我的生活，不必再寫作了。我手頭還有兩部作品。一部是《政治制度論》，我檢查了一下這部書的寫作情況，發現還需要花好幾年工夫。我沒有勇氣再往下寫，沒有勇氣等到把它寫完再執行我的決定。因此，我就把這部作品放棄了，決計把可以獨立的部分抽出來，然後把其餘的都付之一炬；我熱忱地進行著這項工作，同時也並不間斷《愛彌兒》的寫作，不到兩年，我就把《社會契約論》整理好了。

　　剩下的還有《音樂辭典》。這是個機動的工作，隨時可以做，目的只在賣幾個錢。我保留隨意把它完成或放棄的自由，就看我別的收入總算起來使這筆收入對於我是必要的還是多餘的。至於《感性倫理學》，一直停留在提綱階段；我乾脆把它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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