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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三


  我住在退隱廬的時候,以及遷居蒙莫朗西以後,就在附近認識了好幾個人,我覺得他們都很稱我的心,而又絲毫不束縛我。在他們中間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時他初當律師,自己還不知道將來會在法律界占到什麼地位。我那時就不象他那樣疑慮,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會做出輝煌的事業的。這點今天已經成了事實。我向他預言,如果他能對承辦的案件嚴加選擇,如果他永遠只做正義與道德的保衛者,他的天才將從這種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會跟最偉大的雄辯家的天才相媲美。他照我這個忠告去做了,並且感到了這個忠告的效果。他為波爾特先生作的那篇辯護詞可以與狄摩西尼相匹敵。他年年來到距退隱廬四分之一裡約的聖伯利斯村,在莫勒翁埰地上度假,這片埰地是屬￿他母親的,當年那偉大的包許埃也在那裡住過。象這樣的大師聯袂而出,真使這片埰地的高貴聲名難乎為繼。

  也就是在這個聖伯利斯村,我還認識了書商蓋蘭,他是個才子,有文學修養,很可愛,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他還將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書商讓·內奧姆介紹給我,他們有通信聯繫,後來為我印行了《愛彌兒》。

  在比聖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還認識了格羅斯來村的司鐸馬爾陶先生。如果是才能決定地位的話,這個人本來是該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該做鄉村司鐸的,至少應該讓他管理一個大教區。他曾充呂克伯爵的秘書,跟讓-巴蒂斯特·盧梭特別熟識。他一面對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懷景仰,一面對陷害他的騙子手梭朗深惡痛絕。關於這兩個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軼事,都是色圭沒有收進他那部待印的盧梭傳記裡的。他常向我保證說,呂克伯爵對他絕對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還對他保持著最熱烈的友誼。這個相當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東家死後由凡蒂米爾先生贈地的。馬爾陶先生還曾辦過許多事務,現在雖然年老,還記得清清楚楚,並且評論得十分恰當。他的談話,既有趣又有教益,沒有他那鄉村司鐸的氣味,因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讀書人的知識結合起來了。在我所有那些長住的鄰居之中,跟他交遊最使我喜悅,我離開了他,也最感惆悵。

  我在蒙莫朗西還認識幾位奧拉托利會的教士,特別是貝蒂埃神父,他是個物理學教授,雖然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學究色彩,我還是很喜歡他的,因為我覺得他有點老好人的味道。然而我又很難把他這種高度的純樸和他那種到處鑽——鑽要人、鑽女人、鑽信徒、鑽哲學家——的欲念與本領調和起來,他懂得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我很喜歡跟他在一起,我到處這樣誇他,我的話顯然傳到他耳朵裡去了。有一天他微笑著感謝我誇他是個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裡發現了一種說不出的嘲諷意味,這就在我的眼光裡把他的面目完全改變了,並且從那時起我還時常想起他那嘲諷的意味。他那個微笑酷似巴努奇買妥擔到惱的綿羊時的那種微笑,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當的比喻。我們兩人在我住到退隱廬之後不久就開始相識,他時常到退隱廬來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後,他才離開那裡,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見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萬想不到,他代這個女人寫了一封信給我,為的是通知我說,格裡姆先生建議負擔她的生活費,並且要求我允許她接受這份接濟。我聽說這是一筆三百利物兒的年金,條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萊特與蒙莫朗西之間的德耶來。我不想說明這個消息給我的印象怎樣;這個消息也許不那麼令人吃驚,如果格裡姆自己有一萬利物兒的年金,或者他跟這個女人有點什麼較易理解的關係,如果當初我把她帶到鄉下來時人家不加給我那麼多嚴重的罪名——而現在他又樂於把她送回鄉村,仿佛她已經返老還童了。我明白,那個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許,只是因為不想失掉我這方面的接濟,如果我不允許,她是很可以不顧我的允許就接受那筆饋贈的。雖然我覺得這種慈善行為十分異乎尋常,當時卻還並不象後來那樣使我感到驚訝。但是,即使我當時就料到後來所洞察的一切,我還是同樣要表示同意的,我當時就這樣做了,並且也不能不這樣做,因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裡姆先生討價還價了。從那時起,貝蒂埃神父就把我對他的那種老好人的看法醫好了一點,他曾覺得我這種看法那麼可笑,而我又曾那麼輕率地對他產生了這種看法。

  也就是這個貝蒂埃神父認識的兩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都想跟我攀交;毫無疑問,在他們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間,是沒有多少關聯的。他們都是麥爾基色代克的子孫,人們不知道他們的籍貫、家世,也許連他們的真實姓名都不知道。他們都是讓賽尼優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認為他們是化裝的教士——也許是因為他們把頃刻不離身的長劍佩帶得那麼可笑的緣故。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帶著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這就使他們有著派系領袖的神色,我一直懷疑他們是辦《教會日報》的。他們一個是身材高大,和顏悅色,甜言蜜語,叫費朗先生;另一個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搖唇鼓舌,叫蜜拿爾先生。他們彼此以表兄弟相稱。他們本來跟達朗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盧梭太太家裡。他們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裡過夏。他們親自做家務事,沒有僕人,也沒有代購日用品的包工。他們一人一星期,輪流出去採購、留家燒飯、打掃房間,他們料理得相當好,我們有時也彼此往來吃吃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對我感興趣,我對他們感興趣只是因為他們常下棋,而我為了插上去下一盤,就得花上一天裡一的四個鐘頭。因為他們到處鑽,什麼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萊絲管他們叫「長舌婦」,這個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傳下來了。

  以上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馬達斯先生——他是一個好人——就是我在鄉間的主要熟人。我在巴黎還有一些熟人,如果我願意住在巴黎的話。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這些熟人都是文壇之外的;在文壇之內,只有杜克洛這麼一個朋友。至於德萊爾他還太年青,而且,雖然他就近看到那個哲學幫對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後,已經完全脫離那個哲學幫了,我還是不能忘記他過去曾那麼輕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羅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時代的一個朋友,不是由於我的作品交結上的,而是憑我自己的為人交結上的,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我把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來。我還有我的同鄉,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兒,當時還健在的朗拜爾夫人。還有一個年青的日內瓦人,叫做庫安德,當時我覺得是個好孩子,很細心、殷勤、熱誠,但是無知,自信心強,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進退隱廬,他就來看我了,過了不久,儘管我不願意,也沒有別人介紹,自己就住到我的家裡。他對圖畫有點興趣,認識些藝術家。在給《朱麗》制版畫方面,他對我還算有點用處。他負責指導插圖和刻版,頗能不負所托。

  還有杜賓先生那一家,這家的豪華雖然已經比不上杜賓夫人盛年時代的情景,但由於兩位主人的聲望,也由於來此聚會的賓朋均屬上選,仍不失為巴黎最好的門第之一。由於我沒有因趨附別人而拋棄他們,又由於我離開他們只是為著能自由生活,所以他們一直對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隨時會受到杜賓夫人的歡迎的。自從他們夫婦在克利什置了一處別墅之後,我甚至還可以把她算作我的鄉下鄰居之一;我有時也到她這處別墅裡去住一兩天,而如果杜賓夫人和舍農索夫人相處得更融洽些的話,我還會到那裡多去幾次呢。但是在同一個人家,兩個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為難的,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於我跟舍農索夫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平等,比較隨便,所以我喜歡比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門口,她在那裡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裡見到她,因為她來看我也相當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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