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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


  我的到來引起了轟動。我從來沒受到比這更親熱的接待。看來,全堂賓客都感到我是多麼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啊。也只有法國人的心才懂得這種體貼入微的感情。然而我見到的客人比我所預料的要多:其中有烏德托伯爵,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有伯爵的妹妹伯蘭維爾夫人,是我以不見為妙的。她上年到奧博納來過好幾次;她的嫂子在我們倆獨自散步的時候常讓她一個人等得不耐煩,她心裡早就對我不滿,這次在席上可就能痛痛快快地出氣了。可以想見,有烏德托伯爵和聖朗拜爾在場,嘲笑的人是不會站在我這一邊的,而且,象我這樣一個在最隨便的談話中都還感到尷尬的人,在這種談話裡自然是不會很神氣的。我從來沒有感到那麼難受,顯得那麼手足無措,受到那麼意外的奚落。最後總算散席了,我趕快離開了那個潑婦,我高興地看到聖朗拜爾和烏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來,我們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時間,談的誠然都是些無所謂的事,但是毫不拘禮,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樣。這種友好態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動,如果聖朗拜爾能看見我的心的話,他一定也會感到滿意的。我可以發誓,雖然我來的時候一看見烏德托夫人心跳得幾乎暈了過去,我走的時候,差不多連想也不想她了。我滿心只想著聖朗拜爾。

  這次晚宴,雖然有伯蘭維爾夫人的惡意揶揄,還是對我大有好處,我深自慶倖不曾謝卻。我在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裡姆和霍爾巴赫一夥的那許多陰謀活動都沒有把我的舊交踉我離間開;更使我高興的是我發現烏德托夫人和聖朗拜爾的感情並沒有象我原先想像的那樣有很大變化。最後我瞭解到,聖朗拜爾之所以要使烏德托夫人跟我疏遠,出於醋意者多,出於鄙視者少。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我既確實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們面前,我並不是一個藐視的對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氣,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固然,我沒有能夠把我心裡那種有罪的、不幸的癡情完全撲滅,但至少我把那殘餘的癡情控制住了,所以從那時起這點餘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錯誤。烏德托夫人要我繼續抄寫的那些稿子和我繼續寄贈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還不時地從她那裡給我帶來若干信息和短箋,誠然都無關緊要,但也卻美意殷勤。她並且還有進一步的表示,人們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們斷絕往來之後,我們三人之間彼此相處的態度足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見時如何分手樹立楷模。

  這次宴會給我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人們在巴黎都談到它,它為我作了一個不容置辯的闢謠機會;本來我那些仇敵到處散佈謠言,說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參加宴會的人,特別是跟埃皮奈先生,都無可挽回地鬧翻了。其實我在離開退隱廬的時候還給埃皮奈先生寫過一封很客氣的謝函,他回信也同樣客氣,彼此禮敬之意一直不曾斷絕,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還到蒙莫朗西來看過我,並且還把他的版畫寄給我。除了烏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沒有一個處得不好的。

  我的《給達朗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這次的成功卻比較于我有利。它使社會大眾都知道霍爾巴赫小集團散佈的那些謠言是絕對靠不住的。當我住到退隱廬的時候,霍爾巴赫小集團就以其慣常的自滿態度預言我在退隱廬待不了三個月。當他們看到我竟待了二十個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後,還是定居在鄉間,他們就肯定說我純粹是出於執拗,說我實際上在隱居生活中悶得要死,不過驕傲成性,寧願吃執拗的虧,悶死在鄉間,也不願表示反悔,回到巴黎來。《給達朗貝的信》裡洋溢著一種溫和氣味,誰也感到不是偽裝出來的。如果我真是在隱居生活中懷著滿腹牢騷的話,我的筆調總會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寫的作品都是滿篇牢騷,而我到鄉間後寫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這樣了。對於有觀察能力的人來說,這一點是有決定意義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鄉下,真是如魚得水。

  然而,也就是這篇作品,儘管它充滿了溫和氣味,也還由於我一貫的笨拙和倒黴,又給自己在文壇上添了一個新的敵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裡認識了馬蒙泰爾,後來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裡維持下去了。馬蒙泰爾當時是《法蘭西信使》雜誌的主編。因為我一向高傲,不願把我的作品送給期刊的撰稿者,又因為我這次偏要把我這篇作品贈送給他,卻又不要他認為我是把他視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雜誌上談到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寫著,不是送給《信使》雜誌的主編,而是送給馬蒙泰爾先生。我以為我把他恭維得很妙,他卻以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了。他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我那篇長信,寫得很有禮貌,但是怨怒之氣也很容易感覺出來,並且從此以後,他就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社會上損害我,在他的作品裡間接攻擊我。由此可見,文人的那種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麼難於應付,由此也可見,你恭維他們的時候應該如何小心翼翼,千萬不要說出稍微帶有模棱兩可意思的字眼。

  我從各方面都安定下來了,便利用空閒的時間和當時的獨立生活來比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這年冬天我把《朱麗》完成了,並把它寄給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來。然而這個工作還被一個小小的、然而相當不愉快的插曲中斷了一次。我聽說歌劇院正準備把《鄉村卜師》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無人地支配我的財產,氣憤極了,便把以前寄給達讓森先生而沒有得到答覆的那份備忘錄再拿出來,修改了一下之後,就請日內瓦代辦賽隆先生把它交給接替達讓森先生主管歌劇院的聖·佛羅蘭丹伯爵先生,還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賽隆先生代交的。聖·佛羅蘭丹先生答應回我的信,但卻一直沒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們讀了,「小小提琴手」們沒有答應把我的歌劇還給我,卻答應把免費入場券還給我,而這時免費入場券對我已經是毫無用處了。我看我從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對待,便把這事撇到了一邊;而歌劇院的主管部門對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覆,又不肯傾聽,一直就繼續利用《鄉村卜師》謀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財產一樣,而實際上這部歌劇是不容置辯地只屬￿我一人的。

  自從我擺脫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後,就過著相當平靜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嘗不到那些太強烈的依戀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脫了這些依戀之情的枷鎖。我的那些充當保護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運,不由分說地要把我置於他們的所謂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厭惡透了,我決計從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這種交情並不妨礙自由,卻構成人生的樂趣,同時有平等精神作為基礎。象這樣的交情,我當時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嘗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嘗到這種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確實適合我這樣的年齡,可以使我在寧靜中度過餘生,遠離不久前使我險遭沒頂的風暴、爭吵和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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