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104)_盧梭

一〇四

　　到了裡昂，我就跟果弗古爾分了手，另走薩瓦那條路，因為我不忍心再從離媽媽那麼近的地方走過而不去看看她。我看到她了……她的境況多麼慘啊，天哪！這是怎樣的墮落！她初期的那種美德怎麼就蕩然無存了？她是當年彭維爾神父叫我去找的那位美貌動人的華倫夫人嗎？我的心多麼難過啊！我看她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了，只有遷地為宜。我早已在我的信裡再三敦促她來跟我安安靜靜地一同生活，我願意和戴萊絲盡畢生之力使她能享點幸福，這次我又熱烈地重複這種請求，但是終歸無效。她死釘住她的年金，不聽我的話，而她那份年金，雖然照付不誤，她自己卻長久以來花不到一文錢了。我還是把我的錢分了一小部分給她，如果我不是絕對深知我分給她的錢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話，我本應該而且也一定會多分一點給她的。在我居住日內瓦時期，她到沙伯萊作了一次旅行，並且到格蘭日運河來看我。她沒有錢完成她的旅程，當時我身上又沒有那麼多錢，一小時後我叫戴萊絲拿去送給她。可憐的媽媽啊！讓我把她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現再大書一筆吧。她剩下的最後一件首飾就只有一個小戒指了，她把它從自己的手指上脫下來戴到戴萊絲的手指上，戴萊絲立即就又把它脫下來，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時灑著熱淚親吻著那只高貴的手。啊！這時正是我償債的適當時刻啊！我應該拋棄一切而跟她走，相依為命，直到她最後一息，同甘共苦，不問她遭遇如何。我卻沒有這樣做。由於我被另一份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對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對她能有點好處。我為她嗟歎，卻沒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內疚之中，這個內疚是最強烈、最抱恨終身的。為此，我就理該受到從那時起不斷降到我頭上來的那些嚴厲的懲罰：願這些懲罰能把我的忘恩負義之罪全部抵償掉吧！這種忘恩負義是表現在我的行為上的，但是它卻如此深地刺傷了我的心，足見我這顆心從來也不是一個志恩負義者的心。

　　在離開巴黎以前，我已經把《論不平等》那篇文章的獻詞草擬好了。我把這篇獻詞在尚貝裡寫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寫於尚貝裡，因為我想，為著避免一切挑剔，還是寧可不注明寫於法蘭西或寫於日內瓦為好。一到日內瓦，我就沉浸於驅使我回到日內瓦的那種共和主義的激情之中。這種激情又因我在那裡所受到的歡迎而更加高漲。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愛護，滿腔沸騰著愛國熱忱；但因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種宗教，從而被剝奪了公民權，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慚。於是我決心公開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都是同樣的福音節，而教條內容之所以不同又只是由於各人對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強加解釋，那麼，在每一個國家裡，只有統治者有權確定教義和這不可理解的教條，因此，公民的義務就是承認這個教條，遵從法律所規定的教義。我和百科全書派的人們往來，遠沒有動搖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於我對論爭與派系的天然憎惡而更加堅定了。我對人與宇宙的研究，到處都給我指出那主宰著人與宇宙的終極原因與智慧。幾年以來，我致力於研讀《聖經》，特別是福音書，早就使我鄙視最不配瞭解耶穌基督的人們所給予耶穌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釋。總之，哲學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擺脫了人們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道的公式。我既認為對於一個有理性的人來說，沒有兩種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認為，凡是與形式和紀律有關的一切，在每一個國度裡都屬法律的範圍。由於這個原理——這麼合情合理的、這麼富有社會性的、這麼和平的、卻又曾給我招來那麼殘酷迫害的原理——當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既要做公民，我就應該做新教徒，重新回到我國既定的教義。我決定這樣做了；我只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務會議席前去受訊問。然而聖教法令對這一點卻是有明文規定的，不過人們居然願意為我通融辦理。他們指定了一個五、六人組成的委員會來個別地聽我發表改宗聲明。不幸得很，佩爾得利奧牧師——他對人親切而又和藹，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對我說，大家以能聽到我在這個小集會中致詞為快。這種期待叫我害怕極了，以致我用了三個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準備好的短小的演說詞，但到要宣讀的時候，慌得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在這個會議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學生，審查委員們替我說話，我呆呆地回答著「是」或「不是」。然後，我就被納入教團，公民權恢復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載入了保安稅冊，這種保安稅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繳納的，我還參加了國民議會的一飲非常全體會議，從執行委員繆沙爾那裡接受誓言。對國民議會和教務會議這次對我表示的那種種感情，以及全體官員、牧師和公民的那種種懇摯而客氣的態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面受到那位不離左右的好朋友德呂克的催促，另一面又特別受到我自己內心傾向的驅使，就一心只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瑣事處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或者供給他們些贍養費，然後再帶著戴萊絲回到日內瓦來，安度餘生。

　　這樣一決定，我就把正經事都暫時停了下來，以便跟我的朋友們一直玩到啟程的時候。在所有這些遊樂當中，最使我開心的是我和德呂克老頭、他的兒媳、他的兩個兒子以及我的戴萊絲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環湖遊覽。我們用七天時間作了這一次環遊，天氣是再好也不過的。我對湖那一邊引起我驚歎的許多風景都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幾年之後，我就在《新愛洛伊絲》裡把這些景色描寫了下來。

　　我在日內瓦結識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經說過的德呂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師凡爾納——我在巴黎就已經認識他了，當時對他的估價比他後來的表現要高些；有佩爾得利奧先生——當時是鄉村牧師，今天是文學教授，和他交遊使人如乘春風，這是使我永遠懷念的，雖然他後來認為與我絕交就顯得是個漂亮角色；有雅拉貝爾先生——當時是物理學教授，後來當國民議會議員兼執行委員，我曾把我的《論不平等》的文章讀給他聽，不過沒有讀獻詞，他似乎非常歎賞；有呂蘭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經常通信，早先他甚至還托我為日內瓦圖書館買書；有凡爾宗教授——我對他，曾以種種事實表示我的依戀與信賴之忱，這些事實原該使他感動的，如果一個神學家能被事實感動的話，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樣，我一作這種表示之後，他就轉過臉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爾的助理和繼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頂掉果弗古爾。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頂掉了；有馬爾賽·德·麥齊埃爾——他原是我父親的老朋友，以後又表示願做我的朋友，當年一度為祖國增光，後來做了戲劇作家，並且想當二百人議會的議員，因而就改變了思想作風，死後成為笑柄。但是在所有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於他多才多藝，思想激烈，確實是個前途無量的青年。雖然他對我常常有點模棱兩可，雖然他跟我的許多最險惡的仇人都有聯繫，我還是一直愛他，並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將做我死後的辯護人，並為他的朋友復仇。

　　在這些往還酬酢之中，我繼續保持獨自散步的愛好和習一慣，我常在湖岸作相當遠的漫步，在這些漫步當中，我那勞動慣了的腦子總是沒有閑的時候。我琢磨著我已經訂好的《政治制度論》一書的綱要——不久我就要談到這部書；我又思考一部《瓦萊地方誌》和一篇散文悲劇的大綱——這篇悲劇的主題是盧克麗霞，雖然我是在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國戲劇中出現的時候大著膽子再讓她在舞臺上出現，我仍然存著希望，壓垮那些敢於嘲笑我的人們。我同時又拿塔西陀來試手，把他的歷史第一卷譯了出來，譯文現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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