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105)_盧梭

一〇五

　　我在日內瓦住了四個月之後，於十月間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經過裡昂，省得又碰見果弗古爾。因為我預定的計劃是開春再回日內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復了我的生活習慣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閱我的《論不平等》的校樣。這部稿子是我委託書商雷伊在荷蘭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內瓦剛認識的新交。由於這部作品是獻給共和國的，而這篇獻詞又可能不中國民議會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獻詞在日內瓦產生的效果怎樣，然後再回日內瓦去。這效果果然於我不利；這篇獻詞本是最純潔的愛國熱忱驅使我寫出來的，卻給我在國民議會中招來了許多敵人，在市民中招來了許多忌妒者。舒埃先生當時是首席執行委員，他給我寫了一封很客氣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輯裡，甲劄第三號。從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呂克和雅拉貝爾，我得到了若干獎飾之詞；如此而已。我就沒有看到一個日內瓦人感謝我在這部作品裡表現出來的由衷的熱忱。這種冷漠的態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憤憤不平。還記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賓夫人家吃飯，同席的有共和國代辦克羅姆蘭，還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當眾說，國民議會應該為這本書對我有所饋贈，並予以公開褒獎，否則它就有失體面。克羅姆蘭是個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險惡，他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覆，便做了一個可怕的鬼臉，逗得杜賓夫人笑了起來。這部作品為我掙得的唯一好處，除了滿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稱號，這個稱號是由我的許多朋友，接著又由公眾贈給我的。後來我又失掉了這個稱號，只是因為我太配享有這個稱號了。

　　然而，如果沒有對我的內心產生更大影響的某些動機的話，單是這個失敗是不會阻止我去執行退隱日內瓦的計劃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萊特府第原來缺少的那一翼側的房子添建起來，為此花了很大一筆錢。有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這些工程，我們順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約四分之一裡約的樣子，直走到花園的那個大蓄水池旁。這兒跟蒙莫朗西森林緊挨著，還有一片漂亮的菜園及一所破爛不堪的小房子，稱之為退隱廬。這個幽靜而十分可愛的地點，我在去日內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見時就注意到了，我曾在興奮之中不知不覺地冒出過這樣一句話：「啊！夫人，多麼美妙的住所啊！這才是為我天造地設的一個退隱地點呢。」埃皮奈夫人當時對我這句話沒有顯得怎樣在意。但是這次重來，我非常驚訝地看到，舊房子沒有了，換了一所幾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間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原來埃皮奈夫人不聲不響地叫人做了這件事，並且花錢不多，只從府第工程抽出一點材料和幾個工人而已。舊地重遊，她看到我如此驚訝，便對我說：「我的狗熊啊，這就是你的退隱地點；你自己選了它，現在是友誼把它獻給你。我希望這份友誼能使你放棄你要離開我的那個殘酷無情的念頭。」我不相信我這一輩子曾經歷過比這更強烈、更愉快的感動：我的眼淚沾滿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雖然當時我沒有完全被征服，卻已經極端動搖了。埃皮奈夫人不願功敗垂成，便再三催促我，用盡了方法，托盡了人，來爭取我，甚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還慫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兒來支持她，所以最後她勝利了，使我改變了決心。我放棄了返居祖國的計劃，決定並答應來退隱廬住下。她一面等房子乾燥，一面忙著準備家具，等到一切齊全，開春就可以遷入了。

　　還有件事，也大有助於促使我下這個決心，那就是伏爾泰在日內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這個人會在日內瓦鬧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會在我的祖國碰到巴黎的那種氣氛、風尚和習俗，我又要不斷地論戰；而且在行動方面，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膽小怕事的壞公民，別無他途。伏爾泰關於我的後一部作品寫給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覆信裡婉轉說明我的種種隱憂；那封信產生的結果把我的隱憂都證實了。從此，我認為日內瓦無可救藥了，而我也確實沒有想錯。如果我自覺有此能力的話，也許我應該去頂住那場狂風暴雨。但是我只是單獨一人，又羞澀，又極不善詞令，而要去對付一個目空一切、富敵王侯、既有大人先生們為他撐腰、又有口若懸河的辯才作他的支柱、而且已經成為女人和青年們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麼來呢？我擔心冒險犯難，徒勞無益，因而我聽從了我的和平的天性，聽從了我對安寧的愛好。這種對安寧的愛好，當年使我走錯了路，今天在這同一問題上還是使我走錯了路。如果我退隱到日內瓦，我能為我自己免掉許多大災大難；可是我懷疑，即使以我這全部熾烈的愛國熱忱，我又能為祖國做出什麼偉大而又有益的事來呢。

　　特龍香也差不多就是在這時候到日內瓦定居的，不久後到巴黎來闖江湖，賺了大批錢帶走了。他一到，就跟讓古爾騎士一起來看我。埃皮奈夫人很希望請他個別診治，但是就診的人太多，不容易擠進去。她找我設法。我就促特龍香去看她。他們倆就是這樣，在我的介紹之下，開始有了交誼，後來他們關係密切了，反叫我吃了苦頭。我的命運一直就是這樣的；我一把彼此不相關的兩個朋友聯繫起來，他們就准聯合起來反對我。不過，雖然特龍香一家在他們從那時就參預的那套使祖國淪於被奴役地位的陰謀之中，個個都把我恨之入骨，這醫生卻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對我表示好感。他甚至在回日內瓦後還寫信給我，建議我到日內瓦去任圖書館榮譽館長之職呢。但是我的決心已經下定了，這番盛意沒有使我動搖。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又一次拜訪了霍爾巴赫先生，因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爾巴赫夫人跟弗蘭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小住日內瓦時去世的。狄德羅把霍爾巴赫夫人的噩耗告訴我的時候，說她的丈夫是如何如何悲痛。他的悲痛打動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懷念這位和藹可親的女人，為此寫了一封信給霍爾巴赫。這件喪事使我把他一切對不起人的作為都忘得一乾二淨了；當我從日內瓦回來的時候，當他跟格裡姆和其他幾個朋友周遊法國，排遣愁思，也回到巴黎的時候，我就去看他；後來還繼續去看他，直到我遷居退隱廬為止。在他那個小圈子裡，人們一知道埃皮奈夫人——這時霍爾巴赫尚未跟埃皮奈夫人來往——正在為我準備住所，大家的挖苦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頭上來了。他們揚言我需要人家捧場，需要都市的娛樂，連半個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裡有數，讓他們說去，還是我行我素。霍爾巴赫先生免不了對我還是有點好處的，他給勒·瓦瑟老頭找到了一個可以安置的地方；老頭那時有八十多歲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個很大的累贅，一個勁兒請我把他打發走。他被送到一個慈善機關去了。差不多一到那裡，衰老之年和離家之痛就把他送進了墳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們都不怎麼懷念他，但是戴萊絲疼愛老父，一直就抱恨終天，後悔不該讓老人以風蝕之年，遠離她而了此殘生。

　　差不多與此同時，有個客人來拜訪我。雖然他是我的一個舊相識，這次來訪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說我的朋友汪杜爾，他有一天早晨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突然來了。另外還有一個人跟他一起。我覺得他變得多麼厲害啊！早年的風韻完全沒有了，我只見他一副下流樣子，使我無法跟他放懷暢敘。也許是我的眼光變了，也許是酒色使他變得遲鈍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來是出於青春的光輝，而現在青春時期早已逝去了。我幾乎是無動於衷地接待了他，我們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後，我們往日交遊的舊情又強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時代的回憶。我的青春是那麼溫馨地、那麼誠篤地獻給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現在這位女人的變化之大也不亞於他啊。還有那幸福時代的許多小故事，在托訥度過的那浪漫的一日，當時我是那麼天真、那麼酣暢地處在那兩個嫵媚可人的少女之間，她們對我的唯一恩賜就是讓我吻了一下她們的手。但是，儘管如此，她們卻給我留下了那麼強烈、那麼動人、那麼持久的悵惘；當年我是感到了一顆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蕩力量的，現在我相信它們是一去不復返了。所有那許多纏綿的回憶使我為已逝的青春、為永別了的青春狂熱，灑下了眼淚。唉！我對這種狂熱的不幸重來又該酒下多少眼淚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會給我帶來這麼多的痛苦！

　　在我離開巴黎之前，就在我退隱前的那個冬天，我還有過一件十分稱心的痛快事，我領略到了它的全部純潔意味。南錫學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幾部戲劇知名，這時又在呂內維爾當著波蘭國王的面演了一出劇。他在這個劇本裡寫了一個竟敢執筆和國王較量的人，以為這樣可以博得國王的青睞。斯塔尼斯拉夫為人豪邁，不歡喜諷刺，一看有人竟敢這樣在他面前評說時人，非常憤慨。特萊桑伯爵先生奉這位國王之命，寫信給達朗貝和我，通知我說，國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學士院。我回信懇求特萊桑先生在波蘭國王面前關說，為巴利索開恩。恩是開了，但特萊桑先生以國王名義通知我時，又補充說，這件事將在學士院的檔案上登記下來。我又覆信說。這樣一來，不是開恩，倒反使一個懲罰傳于永世了。最後，由於我再三懇請，總算獲得了圓滿的結果：檔案上將不作任何記載，對這種事將不留下任何公開的痕跡。在辦理這件事情的過程中，不論是國王也好，是特萊桑也好，都對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頗感欣幸。我在這件事裡感覺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們對一個人的尊敬，會在這個人的心靈裡產生出一種比虛榮心所產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貴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裡已經錄下了特萊桑先生的信和我的復函，原稿存甲劄，第九、十及十一號。

　　我完全知道，萬一我這些回憶錄將來得見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跡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傳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傳之未來的事還多著呢。我念念不忘地寫這部懺悔錄的偉大目標和把一切都全盤托出的這樣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心，將不容許我為某些細小的顧忌而意存規避，否則就會使我離開我的目標了。在我所處的這種離奇、獨特的環境中，我太應該對真理負責了，不能對別人再有所憐恤。要徹底認識我，就應該從我的一切方面來認識我，不管是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我的懺悔必然和許多別人的懺悔聯繫在一起；凡是與我有關的事，我都以同樣的坦率做這兩種懺悔，雖然我想對別人多加照顧，但是我不認為我應該對任何別人比對我自己要照顧得多些。我要永遠公平、真實，盡可能說別人的好處，只在與我有關的範圍內說別人的壞處，並且非不得已時不說。在我被置於這樣一種境況時，誰還有權利對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寫懺悔錄絕不是為著在我未死之前發表的，也不是在有關的人們未死之前發表的。如果我的命運和這部書的命運都能由我作主的話，這部書應該在我和他們死後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許多強有力的壓迫者由於對真理的畏懼而作了種種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跡掃除淨盡，這就使我為保留這些痕跡而不得不採取最正確的權利和最嚴格的公理所容許我採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後應該湮沒無聞，那麼我就寧願不牽累別人，而毫無怨言地把一場不公平的、轉瞬即逝的奇恥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還要存留下去，那麼，我就應該努力使擁有這個名字的不幸者的面貌和這個名字一同流傳下去——但應該是按真實情況，而不是按許多不公正的敵人處心積慮要描繪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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