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102)_盧梭

一〇二

　　在演出《鄉村卜師》以前的若干時候，巴黎來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劇的演員，人家讓他們在歌劇院舞臺上演唱，沒有預料到他們會產生什麼影響。雖然他們很拙劣，而樂隊當時也很糟糕，把他們演的劇本糟蹋得不成樣子，然而他們的演出還是使法國的歌劇大為遜色，一直到現在還沒能恢復過來。法國和意大利的兩種音樂，在同一天，同一個舞臺上演奏，這就把法國人的耳門打開了：在聽了意大利音樂那活潑而強烈的曲調之後，沒有一個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們本國音樂的那種拖拉勁兒了；那些滑稽劇演員一演完，聽眾就走光了。人們迫不得已，只好改變次序，讓滑稽演員最後演出。那時正演《厄格勒》、《皮格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腳。只有《鄉村卜師》還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僕情婦》）演出之後還有人聽。當我寫我那個短劇的時候，我腦子裡是充滿了那一類曲子的，而我也是從這一類曲子當中得到了啟發。但是我萬萬想不到有人會把我們的短劇跟那一類曲子一個一個地核對。如果我是個剽竊手的話，那我該有多少剽竊行為被揭露出來，人家又該要費多少心機去揭露這些剽竊行為啊！然而，並無其事：他們費盡心機也沒有在我的音樂裡找到任何別種音樂的最微小的痕跡。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謂原本比起來，都是嶄新的，正如我所創造的音樂的性質是嶄新的一樣。准要是讓蒙東維爾或拉莫也來經受一下這樣的考驗的話，恐怕他們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劇演員為意大利音樂贏得了一批十分熱烈的擁護者。整個巴黎分成兩派，比爭論國家大事或宗教問題都要激烈。一派權力大些，人數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貴婦人，他們支持法國音樂；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內行，一些有才華、有天才的人。這一支人馬在歌劇院裡聚集在王后的包廂底下。另一派則充斥整個池座和正廳，但中心是在國王的包廂底下。當時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稱，什麼「國王之角」和「王后之角」，就是從這裡出來的。爭論越來越熱烈，就產生了許多小冊子。「國王之角」想開玩笑，卻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諷；他們想說理，又被《論法國音樂的信》打垮了。這兩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裡姆寫的，後一篇是我寫的，是這場論爭後唯一存留下來的兩部作品：其餘的都已經煙消雲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們很久都認為是我寫的，儘管我予以否認——被當作遊戲文章看待，沒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論法國音樂的信》卻引得人家認真起來了，法國人一致起來反對我，認為法國音樂受了侮辱。這個小冊子所產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後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筆去描寫的。那時正是議院和教會大鬧糾紛的時候。議院剛被解散，群情憤激達到了頂點：武裝起義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小冊子一出來，登時一切爭論都給忘記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國音樂的危機，所謂起義，矛頭就是對著我的。這場圍攻的聲勢是如此之大，全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忘懷。當時在宮廷裡，問題只是在把我關進巴士底獄呢還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這樣小題大做實在可笑的話，禦旨都要發下來了。日後人們聽說我這個小冊子也許曾在全國範圍內阻止了一場革命，一定以為是癡人說夢。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全巴黎現在都還能證明，因為這件離奇的軼事距今才不過十五年多一點。

　　我的自由雖然沒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卻沒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脅。歌劇院的樂隊堂而皇之地策劃要在我走出劇院的時候把我暗殺掉。有人把這事告訴了我，我到歌劇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對我有厚誼的火槍手隊軍官安斯萊先生每逢我散戲出門時瞞著我派人保鏢，這樣才使那陰謀未能得逞。歌劇院那時剛改歸市當局管轄，巴黎市長的第一項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場券，並且做得極其無恥，竟在我入場時公開拒絕我，以致我不得不買一張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頭的難堪。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特別令人憤慨，因為我把我的劇本讓予他們的時候，唯一的代價就是永久免費入場的權利。雖然這種免費入場是一切作者應有的權利，而且我還有雙重資格取得這種權利，但是我還是當著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來。誠然，沒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劇院出納員就送給我五十個金路易作為酬金，可是，不但這五十個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應得的款數，而且這筆款子與入場權毫無關係，因為這個入場權是正式規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們這種做法可謂集罪惡與粗暴之大成，以致社會公眾儘管當時對我的敵意正達高潮，仍然為之震驚；昨天辱駡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廳裡大叫大嚷，說這樣剝奪一個作家的入場權，實在可恥，說這個作家完全有權享受這種權利，甚至還可以要求雙份權利。意大利的諺語說得真不惜，Ogn』unamalagiustiziaincasad』altrui（人人都在別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有一個辦法。既然對方取消了原來約定的代價，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為此寫信給達讓森先生，他那時正主管歌劇院那一部門，我在信裡附了一份備忘錄，列舉的理由是不容置辯的，但是始終不得答覆，也無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樣。這個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懷，我對他的品質和才能始終是不大佩服的，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對他的欽佩。就這樣，他們把我的劇本扣留在歌劇院而把我讓予的代價強行剝奪了。弱者對強者如此，就叫做盜竊；強者對弱者如此，不過是把他人的財產據為已有而已。

　　至於這部作品的經濟收益，雖然我只收到它在別人手裡可能產生的四分之一，數目仍然相當可觀，夠我生活幾年，並且補充我抄繕工作的不足，因為抄繕工作一直是進行得不夠好的。我得到了國王的一百個金路易，又從美景宮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爾夫人的五十個金路易——在這次演出中，蓬巴杜爾夫人親自飾科蘭一角，——再加上歌劇院的五十個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劇本的五百法郎。這個短劇，一共只費了我五、六個星期的工夫，儘管我運氣不好，做事又笨拙，還是使我掙到了差不多和後來《愛彌兒》使我掙得的同樣多的錢，而《愛彌兒》卻費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勞動。不過我為這劇本給我造成的寬裕的經濟條件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因為它給我招來了無窮的煩惱：它是許多在很久以後才爆發出來的暗中忌妒的根苗。自從這個劇本取得成功以後，我再也看不到格裡姆、狄德羅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認識的文人從前的那種懇摯坦率，那種一見我就表現出來的興高采烈了。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談。人們分成一小群、一個堆的，彼此竊竊私語，我一人呆在那裡不知跟誰說話才好。這種令人難堪的摒棄，我長久以來都豁達對之；由於霍爾巴赫夫人和藹可親，始終很好地接待我，只要她丈夫的那種粗魯的態度還能忍受得了，我就忍著。但是有一天，他竟毫無道理、毫無藉口、粗暴萬分地攻擊我。當時狄德羅和馬爾讓西都在場，狄德羅一聲也沒有吭，馬爾讓西後來時常對我說，他真佩服我當時回答的那種溫和態度和克制工夫。霍爾巴赫的這種失態等於下逐客令，我終於走出了他的家門，決心不再回去了。雖然如此，我每談到他和他那一家人，總還是懷著尊敬的態度，而他一談起我來，卻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視的字眼，開口閉口都是「那個小學究」，不用任何別的稱呼，然而，他又說不出我對他或對他所關心的任何人有過任何對不起的地方。就這樣，他終於證實了我當初的那些預言和擔心。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會原諒我寫書的，並且會原諒我寫出極好的書，因為這種光榮並非他們所不能有的，但是他們不能原諒我寫出了一齣歌劇，更不能原諒我這齣歌劇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走上這樣的道路，更不能指望這樣的光榮。只有一個杜克洛超脫於這種妒忌之上，他甚至對我更加友愛，並且把我引進季諾小姐家裡，在那兒，正跟霍爾巴赫先生家裡相反，我受到了尊重、優禮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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