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81)_盧梭

八一

　　我對業務工作，經過試辦一陣以後，覺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麼棘手。我原來怕我是個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樣沒有經驗的大使，而他既無知又執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點知識驅使我為他、為國王做的一點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調。在他所做的事情當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馬利侯爵相交甚好。馬利侯爵為人機巧而精明，如果他願意的話，原可以牽著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兩國王室的共同利益為重，通常總是給他許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執行中自作聰明的話，這些忠告都是相當好的。他們兩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設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總是口頭上聲明忠實地保持中立，實際上卻公開把軍火賣給奧地利軍隊，甚至給他們提供兵員，誘稱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討好威尼斯共和國的，因此也就不顧我的勸阻，硬要我在每份報告裡都謊報共和國不會違反中立的諾言。這個可憐蟲的執拗和愚蠢不時地要我寫許多荒唐話，做許多荒唐事。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這樣，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從。可是有時我感到我的工作實在難以忍受，甚至幾乎無法進行。比方說，他一定要他給國王或外交大臣的報告大部分都用密碼，雖然二者都絕無保密的必要。我對他說，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們的複文星期六就要發出，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擇那麼多密碼，同時我還有許多信要寫，也要趕上同一個郵班發出。他想的辦法妙極了，他叫星期四就給次日要到的文件預擬複文。他覺得他這個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儘管我對他說行不通，荒謬絕倫，結果還是不能不照他的話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館的整個時期裡，我先把一周內他匆忙告訴我的幾句話記錄下來，把我道聽途說的幾則毫不足道的消息記錄下來，然後就憑這點材料，總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發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給他看，只是在答覆星期五來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點增補或修改。他還有個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難以想像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則消息他都不往外發，而是發回到原來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報告宮廷消息，向莫爾巴先生報告巴黎消息，向哈佛蘭古爾先生報告瑞典消息，給拉·施達爾迪先生報告聖彼得堡消息，他有時還把他們每人發出的消息寄回給本人。只由我在詞語上稍加改動。在我送請簽署的文件中，他只瀏覽一下給朝廷的呈文，其餘給別的大使的公函連看也不看一眼就簽上名，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後一類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調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對於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點就不可能了。他時常心血來潮臨時別出心裁地往裡面塞進幾句話，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這種新加的荒唐語言點綴上去，而且還要美之以密碼，否則就不簽字。不知有多少次，我為他的榮譽計，真想用密碼寫進一點與他所說的不同的話。但是我又覺得沒有任何理由能容許我做這樣不忠實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說八道，自找苦吃，只不過一面向他坦率進言，拼著自己觸黴頭的風險去盡我的職責罷了。

　　我始終就是這樣，既正直，又熱誠，又勇敢，實在值得從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種報答，而不象我最後所受到的那樣。上天曾賦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於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進行修養，這種天性、教育和修養使我成了什麼樣的人，現在正是我表現出來的時候了：我也正是這樣做的。我那時只憑自己一人去闖，沒有朋友，無人指導，缺乏經驗，遠在異鄉，服務於異國，側身于無賴之群，這些無賴為了自身的利害，為了不要有清流來顯出他們的渾濁，都極力慫恿我去和他們同流合污，而我卻絕對不這樣做。我好好地為法蘭西服務——其實我對法蘭西毫無義務可言，——我還不遺餘力地更好地為大使效勞。我站在一個相當顯眼的崗位上，做得無可指摘，所以我理應受到、並且實際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國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們通訊的大使們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國人的愛戴，就連被我頂掉的那個領事也不例外；我辦的業務，我知道是原該屬他的，我頂了他的缺，心裡很覺歉然，而且這些業務給我的麻煩實在也多於愉快。

　　蒙太居先生無保留地信賴馬利侯爵，但馬利侯爵是不會過問他的職務上的細節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職務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國人就不會感覺到那裡還有一位他們本國的大使。他們需要他保護的時候，他總是連他們說話都不願聽就把他們打發出去了，因此他們也就灰心了。從此，人們就再也看不見一個法國人跟在他後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飯了——他是從來不請法國人吃飯的。我時常主動做他所應做的事：不論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國人，我總是盡我權力之所及，處處為他們幫忙。在任何別的國度裡，我還會多做一些事。但是在這裡，由於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見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領事；而領事呢，他有家在這裡，自稱是在這裡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為其所願為。然而，有時當我看到他畏縮不前，不敢說話，我就冒險去辦些大膽的交涉，其中有好幾次辦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現在想起來還要發笑。誰也不會想到巴黎戲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麗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虧了我。然而這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她們的父親維羅奈斯已經為他和兩個女兒同一個意大利戲班訂了合同；在他收到兩千法郎的旅費之後，不但未動身，反而悠閒地跑到威尼斯來，在聖·呂克戲院演出；科拉麗娜當時儘管還是個小孩子；卻已經很能叫座了。熱弗爾公爵以侍從副官長的身份寫信給大使，叫他找他們父女兩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給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說了句：「你看看」。我隨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請他跟開聖·呂克戲院的那個貴族交涉。我記得這貴族叫什麼徐斯提涅尼，我請他叫徐斯提涅尼辭退維羅奈斯，因為維羅奈斯已經被法國國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託他的事情不怎麼放在心上，辦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詞，維羅奈斯也沒有被解雇。我生氣了。那時正是狂歡節。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館。凡是看到我的掛著大使徽號的貢多拉進來的人，都吃了一驚；威尼斯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我走進門，叫人通報說unasiora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請見。我一被引進去，就摘下面具，說出了真實姓名。那位參議員登時臉色慘白，手足無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習慣對他說，「我來打攪閣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聖·呂克戲院裡有個叫維羅奈斯的人，他已經受聘為法國國王服務了，我們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沒有效果，我來此是以法國國王陛下的名義向你要這個人的。」我的簡短的致辭產生了效果。我剛一轉身，那傢伙就跑去把他的遭遇報告了承審官員，結果挨了一頓臭駡。維羅奈斯當天就被辭退了。我叫人通知他說，如果他一星期內不動身，我就要派人將他抓起來；結果他乖乖地動身了。

　　另一次，我解決了一位商船船長的困難，單槍匹馬，幾乎沒有靠任何別人幫助。他叫奧利維船長，馬賽人；船名我忘記了。他的船員曾跟共和國雇傭的斯洛文尼亞人吵架，由於動武違法，船被扣留了，並且處分極其嚴厲，除船長以外，任何人不得許可不准上下船。船長請求大使幫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領事，領事說這跟商務無關，他不能過問。船長不知如何是好，就來找我。我向蒙太居先生進言，說他應該准許我為這件事給參議院去一份備忘錄。他曾否同意這樣做，我曾否提交備忘錄，我都記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記得，我的交涉毫無效果，船還是繼續被扣。我就另想了一個辦法，結果成功了：我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寫了一份報告插在給莫爾巴先生的呈文裡。就是這樣做，我也費了不少氣力才獲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們的公文雖無拆檢的必要，卻經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檢。我有確鑿的證據，因為我發現日報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們的公文，一字不改。這種非法行動，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議，但他始終不肯照辦。我這次把挾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裡，目的就是要利用他們拆檢公文的那種好奇心來嚇唬他們一下，使他們不得不釋放被扣的船隻，因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複示來後才辦交涉，船長早就破產了。我這樣做還不算，還親自到商船上去訊問船員。我邀請領事館主任秘書帕蒂才爾神父同我一起去。他只是勉強來的，那班可憐蟲太怕得罪參議院了。我既因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貢多拉上做我的筆錄，一面高聲一個一個地訊問船員，發問的措辭故意引出于他們有利的回答。我本來是請帕蒂才爾神父發問並親手做筆錄，這本是他的職責所在，比我做要適宜些；他卻怎麼也不肯同意，不僅一言不發，連在筆錄上副署都幾乎不肯。我這種做法固然稍嫌大膽，然而卻產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複示之前很久就啟封了。船長要給我送禮，我心平氣和地拍著他的肩膀對他說：「奧利維船長，你想想，我連現成的護照費都不向法國人收，難道能出賣國王的保護來牟私利麼？」他至少要請我在船上吃頓飯，我接受了，並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館秘書卡利約一同前去。這位卡利約是個聰明人，很可愛，後來任駐巴黎大使館的秘書，又任代辦，我在當時已經學我們許多大使的榜樣，跟他相處得很親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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