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82)_盧梭

八二

　　當我以絕對無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時候，如果我在所有這一類的細節上都能做到有條不紊、細緻周密，以免受騙上當，幫了別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頭，那就該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處的這種崗位上，稍有差錯就不能不產生後果。我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務。凡是有關我基本職責的事，我自始至終都是辦得極端有條理，極端準確的。我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譯密碼時犯過幾個錯誤，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過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還是任何別人，對我的任何職守，都從來沒有指出過一點疏忽之處。象我這樣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這樣也就不簡單了。但是，在我負責辦的私人事務中，我卻有時健忘，不夠細心，由於我愛公平，所以有虧總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覺自願的，絕不等到別人先抱怨我。我只舉出一件事情為例，這同我離開威尼斯一事有關，它的後果一直延續到我後來回到巴黎的時候。

　　我們的廚師，他叫魯斯洛，從法國帶來了一張二百法郎的借據，這是一個叫查內托·那尼的威尼斯貴族開給魯斯洛的一個做假髮的朋友的，是查內托欠他的假髮錢。魯斯洛把這張借據交給我，托我用協商方式收回一點。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貴族有個老習慣，在外國欠了債，回國後就賴帳；你要是逼他們還，他們就拖，叫那倒黴的債權人耗費時間、金錢，疲於奔命，結果或者是完全放棄，或者是撿回幾個子兒了事。我請勒·布隆先生跟查內托交涉，查內托承認借據，但不答應付款。鬧來鬧去，他最後答應付三西昆。當勒·布隆把借據送到他那裡時，三西昆還沒有籌出，只好等待。在此期間，我跟大使鬧翻了，要離開大使館。我把大使館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條不紊地擱在那裡，但是魯斯洛的那張借據卻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據還給了我。我深知他為人正派，絕不容置疑，但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這張借據擱到哪裡去了。既然查內托已經承認了債務，我就請勒·布隆先生設法收回這三西昆，出一張收據，或者叫查內托再照寫一張借據，予以注銷。查內托知道借據丟了，兩種辦法都不願接受。我就從腰包裡拿出三西昆來付給魯斯洛，以償借據的損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債權人協商了事，並且把債權人的住址交給了我。那個假髮商知道了事件經過，便要他的借據或者是借據上的全部金額。我當時非常氣憤。真想不惜一切代價去把那張單據找出來！我只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頭最感拮据的時候。以上是說明借據遺失反叫債權人獲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該他倒黴，這張借據找到了，他連查內托·那尼閣下所答應的那十個埃居也難以收回呢！

　　我自覺對這種職務有一定才能，所以對辦公事頗有興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約和我不久就要談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爾蒂納交往，除了有時到聖·馬克廣場去尋點高尚的娛樂，看看戲，以及差不多總是和那兩位一起去串串門以外，辦公就是我唯一的樂趣。雖然我的工作不是那麼繁難，特別是還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為聯繫的範圍很廣，加之又是戰時，我還是免不了相當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碰到郵班的日子有時要忙到半夜。其餘的時間，我就埋頭研究我開始幹的這個行業，我希望憑著初期的成績，將來可以獲得較好的任用。的確，任何人談到我都只有說好，首先是大使，他公開稱讚我工作好。從來沒有抱怨我一句話，後來他發的那種種狂怒，完全是因為我歷次訴苦都沒有效果，自己硬要辭職的緣故。法國的大使們和大臣們，凡是跟我們有通信關係的，都在他面前誇獎他的秘書好。這些誇獎本來應該使他得意的，但由於他品質惡劣，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別是在一個重要場合，他聽到人家誇獎我，便一輩子也不能原諒我了。這件事值得費點筆墨說明一下。

　　他這個人太不能約束自己，就連星期六，差不多所有文件都要發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門。他釘住我，不斷地催促，要把給國王和大臣的呈文發出去，在他匆匆忙忙簽下字以後，就不知跑到哪裡去了，而把其他函件大部分都扔在一邊，不加簽署。如果函件內容只是消息的話，我還可以把它列入公報，但是如果內容與王室事務有關，就必需有人簽署，這樣只好由我來簽了。有一個重要情報，是我們剛從國王駐維也納代辦樊尚先生那裡收到的，我就這樣辦理了。那時羅布哥維茨親王正向那不勒斯進軍，加日伯爵緊急轉移陣地。這是一次值得紀念的退卻，是本世紀最精彩的一次戰略行動，歐洲人讚揚得還太不夠。情報說，有一個人——樊尚先生把他的面貌特徵都說明了——正由維也納動身，要從威尼斯經過，潛入亞不路息地區，負責在那裡煽動民眾，在奧軍到達時裡應外合。蒙太居伯爵是什麼也不管的，他不在家，我就把這情報直接轉發給洛皮塔爾侯爵了。情報轉得非常及時，波突王朝之所以能保全那不勒斯王國，也許就多虧我這個可憐挨駡的讓－雅克呢。

　　洛皮塔爾侯爵在向他的同僚蒙太居循例道謝的時候，特別提到他的秘書以及秘書對共同事業所建立的這項功績。蒙太居伯爵貽誤軍機，原該引以自責的，但他卻認為這番誇獎之中含有責他之意，因此對我談起這事時很不高興。我過去對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納伯爵也曾和對洛皮塔爾侯爵一樣權宜行事，雖然事情沒有那麼重要。到君士坦丁堡沒有別的郵班，只參議院有時派專差給他的大使送信，這種專差出發時總是先通知一下法國大使，以便他必要時可以順便寄信給他的同僚。通知一般應是前一兩天送到，但是人家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了，只在信差出發前一兩小時才來告訴他一聲，走走形式。這就使得我有好幾次只好當他不在家時就寫信寄出。卡斯特拉納先生覆信時總要提到我，多所獎飾；戎維爾先生從熱那亞寄信來，也是如此。這每一次都給蒙太居火上加油。

　　我承認，有出頭露面的機會，我也並不躲避，但是我也不亂找機會去出風頭。我覺得，只要好好地服務，企求良好服務的合理代價，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謂合理代價，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評判和褒獎我的工作的人們的賞識而已。我不想說，我盡忠職守就成為大使對我不滿的正當理由，但是我可以肯定說，直到我們散夥的日子為止，他所歷數出來的理由就只有這麼一條。

　　他那個大使館，從來就沒有搞得象個樣子，裡面淨是些流氓痞棍，使館裡的法國人總是受欺侮，意大利人則占上風；甚至在意大利人當中，長久以來就在大使館服務的好職員都被用不正當的手段趕走了，其中有他的第一隨員。這個人在弗魯萊伯爵手下就當第一隨員了，我記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個很近似的名字。第二隨員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選來的，原是曼杜地方的一個惡棍，名叫多米尼克·維塔利，大使把使館的總務交給他。他用曲意奉承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他的信任並成了他的寵兒，使僅存的幾個正直人士以及領導他們的秘書都大吃其苦。對那些壞蛋說來，正人君子的嚴正目光總是叫他們提心吊膽的；只此一端就足以使這個壞蛋對我懷恨在心了。然而這種恨，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使它變得更加殘酷。必須把這個原因說出來，以便大家派我的不是——如果我真的做得有什麼不對的話。

　　照慣例，大使在五個戲院裡都有他一個包廂。每天午飯時，他指定他那天要上哪個戲院，然後由我挑選，其餘包廂再由隨員們支配。我出門時就拿我選定的包廂的鑰匙。有一天，維塔利不在那裡，我叫侍候我的侍僕把鑰匙送到我指點給他的那所房子裡。維塔利不給，說他已經分配掉了。我非常生氣，特別是因為我的侍僕當著大家的面回報了辦差使的經過。晚上，維塔利想對我說幾句道歉的話，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對他說，「你在某點鐘，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裡來，當著看見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後天，無論如何，我告訴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須離開這個大使館。」我這樣堅決的語氣使他懾伏了，到了指定的時間和地點，他來公開向我道歉，恭順得只有他做得出來；但是他從容不迫地想著他的辦法。他一面對我卑躬屈節，一面卻用那種意大利式的陰險手段對付我：他不能煽動大使辭退我，便逼我不得不自動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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