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79)_盧梭

七九

　　我以為自己幹的這件傻事已經被忘掉了，其實不然。弗蘭格耶先生是杜賓先生的兒子，也就是杜賓夫人的前房兒子，跟杜賓夫人和我的歲數都差不多。他很聰明，長得也漂亮，有些野心勃勃。據說他追求他的後母，也許唯一的根據就是後母給他娶了一個很醜陋、很溫和的媳婦，而且她跟他們倆都處得非常之好。弗蘭格耶先生愛才，他自己也多才多藝。他很懂音樂，這就成了我們之間交往的媒介。我常去看他，很喜歡他。突然他暗示我，杜賓夫人嫌我去看她太頻繁，請我以後別再去了。這個委婉的請求如果在她退還我的信時提出來，倒還適當，現在事情過了八九天，又沒有任何別的理由，我總覺得有點不對頭。更為奇怪的是：我並未因此而不受弗蘭格耶先生夫婦的歡迎。不過，我到她家去得少了，而且如果不是社賓夫人又來了個意外的怪念頭的話，我是會完全不再到她家去的。她請我臨時照應一下她的兒子，因為她的兒子要換家庭教師，有八九天無人照管。我這一個星期真是在活受罪，只是想到這是遵從杜賓夫人的吩咐，心裡才有些快慰，才忍受了下來。這個可憐的舍農索從那時起就脾氣乖張，後來幾乎因此敗壞了他的門第，而且終於使他在波旁島送了命。在我照管他的期間，我的任務是防止他為非作歹，害己害人，如此而已。就這樣，我已經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再叫我照管一星期的話，就是杜賓夫人委身于我作為報酬，我也不幹。

　　弗蘭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誼，我跟他經常一起工作。我們開始一同在魯埃爾先生那裡上化學課。為了離他近一些，我從聖康坦旅館遷居維爾德萊路的網球場附近，這條路直通杜賓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爾路。我在那兒由於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隨後轉成一場肺炎，幾乎病死。我在青年時代常得這一類炎症。什麼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這裡就不—一列舉了。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來，足夠使我跟死神面熟了。在病後休養期間，我有工夫考慮了一下我當時的處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軟弱和疏懶；由於這種疏懶，儘管我感到心頭燃燒著烈火，卻還是沉溺於無所用心之中，經常處在山窮水盡的邊緣。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聽了當時正在上演的魯瓦耶的一部歌劇，名字我忘記了。雖然我抱有一種成見，經常推崇別人的才能，而對自己的才能則缺乏自信，我還是不能不認為這部歌劇的音樂軟弱，缺乏熱情，毫無創意。我有時甚至心想：「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比這個好。」但是，我總是把編寫歌劇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聽到本行的藝術家們把這說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輕易嘗試，連放膽朝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臉紅。而且哪裡能找到一個人肯為我提供歌詞，肯勞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詞就曲呢？這種作曲和寫歌劇的念頭在我臥病時期又浮上心頭，而我在發燒昏迷的時候還編了些獨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曾寫了兩三支diprimaintenzione（即興之作），如果大師們能聽到演奏的話，他們也許會讚美的。啊！如果能把高燒病人的夢囈記錄下來，人們將會看到，從他的熱狂中產生出了多麼偉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這些音樂和歌劇的題材到我養病時期還在我腦際索回，不過比以前要平靜一些。由於反復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思考這個問題，我決心要弄個水落石出，試一試能不能獨立寫一部歌劇，連詞帶曲都由我一人包辦。這已經不完全是我的首次嘗試了。我在尚貝裡就曾寫過一部悲歌劇，題為《伊菲斯與阿那克撒萊特》，由於還有點自知之明，後來就投進火裡燒了。在裡昂，我又寫過一部歌劇，題為《新世界的發現》，我把它念給博爾德先生、馬布利神父、特呂布萊神父以及其他人聽了之後，仍然付之一炬，雖然我已經為序幕和第一幕寫了樂曲，而且達維看了這些曲子後說，有些片段可以與波農豈尼媲美。

　　這一次，在動手之前，我先費了一番工夫去構思我的全劇綱要。我計劃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劇裡以各自獨立的三幕寫三個不同的題材，每個題材配以性質不同的音樂；由於每一個題材都是寫一個詩人的愛情故事，所以我就給這部歌劇取名《風流詩神》。我的第一幕配以剛勁的樂曲，演塔索；第二幕配以纏綿的樂曲，演奧維德；第三幕題為阿那克瑞翁，應該彌漫著酒神頌歌的歡快氣氛。我先拿第一幕試手，懷著滿腔熱情去埋頭創作，這種熱情使我第一次嘗到作曲的快樂。有一天晚上，我正要進歌劇院大門，心裡感到情潮澎湃，完全被萬千思緒控制住了，便把買票錢放進口袋，趕快跑回去關起房門，把簾幕拉得緊緊的，不讓透進半點亮光，然後躺到床上。在床上，我沉醉于詩情樂興之中，七八個小時就把我那一幕的絕大部分構思出來了。我可以說，我對斐拉拉公主之愛（因為那時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義的兄長面前表現出來的那種高傲和豪邁的感情，使我度過了妙趣無窮的一夜，比我真正在公主懷中度過的還要高出百倍。到了早晨，我所寫成的樂曲只有很小一部分自己還記得，但是，就是這幾乎被疲倦和睡意完全沖蝕掉的一星半點，也仍然能使人看出它所代表的那些樂章的氣魄。

　　這次，我沒有把這件工作一直搞下去，因為有別的事耽擱了。我跟杜賓一家交往很密的時候，有時也還繼續去看看伯藏瓦爾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們並沒有把我忘掉。近衛軍大隊長蒙太居伯爵先生剛奉派為駐威尼斯大使。這是巴爾雅克一手提拔出來的大使，因為他經常奔走于巴爾雅克之門。他的哥哥蒙太居騎士是太子侍從武官，與這兩位夫人相識，並且也認識阿拉利神父，而阿拉利神父是法蘭西學士院院士，我有時也見到他。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物色一個秘書，就介紹我去。我們接頭了，我要求五十金路易的薪金。既擔任這個職務，就不能不撐持場面，我所要的並不算多。他卻只肯給我一百個皮斯托爾，旅費由我自備。這種條件是可笑的，我們沒有法子談攏。弗蘭格耶先生又拼命留我，他的情誼占了上風。我待下來了，蒙太居先生就帶著另一個秘書走了；這個秘書叫福羅先生，是外交部派給他的。他們倆剛到威尼斯就鬧翻了，福羅發現是跟一個瘋子共事，便掉頭而去。蒙太居因為身邊只有一個叫比尼斯的年青神父，只能在秘書下寫寫信，不能擔任秘書工作，於是又找上了我。他的騎士哥哥是個精明人，對我再三勸說，暗示秘書這個職位還有些別的收益，因而把我說動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我又得到二十個金路易做路費，於是就動身了。

　　到了裡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順路看看我那可憐的媽媽。可是一方面由於戰事的關係，並且想節約一點，另一方面又要到米爾普瓦先生那裡去拿護照——他當時在普羅旺斯地區指揮軍隊，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從羅伯河順流而下，到土倫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個意外事件卻延誤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時期。在那裡停泊的英國艦隊檢查了我乘的那只海船。這就使我們在一個漫長而艱苦的航程之後，一到熱那亞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檢疫隔離。旅客可以自己選擇檢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檢疫所去。不過我們事先被告知，檢疫所因為還沒有來得及佈置，除四壁之外空無一物。大家都選擇了留船受檢那條路。我呢，船上難堪的暑熱，狹隘的空間，既無法走動，又多蚤虱，我寧願冒險住到檢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層樓的大房子裡，裡面絕對空空如也，窗戶、床鋪、桌子、椅子，一樣也沒有，想坐連一張小板凳也沒有，想睡連一把稻草也沒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兩口箱子送來，接著就把大門用大鎖鎖上。於是我就是在那裡，任憑我自由自在地走動，從這間房走到那間房，從這層樓走到那層樓，到處都是一樣的寂寞，一樣的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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